2024年11月2日至3日，“早期中国人性论”学术研讨会于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由《国际儒学》编辑部、《文化与传播》编辑部协办，丁四新教授负责组织。与会学者计40余人，收到论文40篇。本次会议历时两天，分9场进行。11月2日，在开幕式上，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唐文明教授和《文化与传播》主编肖德生教授（广西大学）分别致辞。唐主任对与会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为各位与会学者介绍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学科的总体情况。他指出，人性论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肖主编对各位学者表示了真诚的问候，对本次会议的组织表示感谢，并希望与会学者积极支持《文化与传播》期刊的发展。开幕式由丁四新教授主持。
11月2日，举行了五场论文报告，上午两场，下午三场。
11月2日上午第一场报告，由梁涛、朱承二位主持。
郑开教授（北京大学）报告了题为《古代德性伦理学及其政治哲学》的论文。郑教授认为，不仅儒家伦理学的主流是德性伦理学，而且德性论是道家伦理学的内容和形式，是道家政治哲学的基础。郑开将道家的“德”与古希腊语词aretē进行对比，认为两者存在相通之处，道家之“德”也隐含了“好”和“善”（Virtue）的意味。进而，他认为道家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维度以“玄德”发展了“德”的含义，指出道家的“圣人”“至人”“小国寡民”“至德之世”“建德之国”等政治哲学概念，实际上是“玄德”的具体而微。最后，通过对比，他指出只有古代中国伦理学（含儒道两家）才孕育了真正的德性伦理学。
邓红教授（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报告了题为《董仲舒王充人性论比较》的论文。就董仲舒的性同一论，邓教授首先认为其可称为“性善质论”，即人性有善的本质，但仍需要后天的教化，进而对董仲舒的性三品论作了论述。通过王充对各家性同一论的评述，邓红认为，王充没有完全否定性同一论，而是尝试指出以往性同一论之不足并进行完善。最后，他将董仲舒和王充的人性论放在人性论发展史上进行对比和论说，王充的理论对董仲舒的理论有所继承和发展。邓教授认为，如果说董仲舒是性三品论的开创者，那么王充是性三品论的集大成者。
方朝晖教授（清华大学）报告了题为《性善论的多义性：试纠正当前研究中的一种偏颇》的论文。方教授指出，从《孟子》文本来看，孟子从多个方面论说性善，如有时从四端角度论说性善，有时从本心角度论说性善等，因此孟子性善论的论证逻辑并无前后完全一致的特征，而是表现为多条线索并存。方教授还由此认为，后世学者提出的心善说、本体说等解释都是片面性的，不足以概括《孟子》相关看法的全部内容。他认为，不应出于帮孟子自圆其说或建构其性善论的目的来解读《孟子》文本，而应当多维度、更全面地展示孟子性善论的内涵。
刘增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报告了题为《论中国思想中的“天地之性”》的论文。刘教授认为，“天地”在先秦儒学中占有基础性地位，从天地生人的角度肯定人之“生”的可贵是“天地之性”的首要意义。此外，“天地之性”也指天地自身所具有的恒常的属性。《左传》的“天地之性”形而上维度更具有气论的宇宙论色彩。《孝经》中的“天地之性”即“天地之生”。汉代将“天地之性”转化为“五行之性”，弱化了“天地之性”本身的形而上维度。宋代理学对“天地之性”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差异，如自朱熹以后，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关系，是理学家高度关注的问题。阳明学则主张不可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进行二分的处理。
11月2日上午第二场报告，由邓红、黎汉基二位主持。
丁四新教授（清华大学）报告了《生性、性命与心性 —— 以“性”为中心论早期中国思想的突破与演进》。丁教授首先辨析了“心性论”和“人性论”的概念，指出心性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心性论为心性一体，广义的心性论则是心论加性论的集合，在此基础上，他进而指出，应当以狭义的心性论为中国心性论的基础和主流。人性论则是为了解决人自身的生命及其价值问题。关于“生性”，丁教授指出，“性”并非直接产生于“德”的概念，不是对于“德”这一概念的代替，其问题意识与“生”紧密相关，“性”字是由“生”字孳乳出来的，是对生命现象之在己本原的追问。进而，结合郭店简《性自命出》篇，他认为春秋中晚期中国思想经历了从“生性”到“性命”的突破与重构，而在其中孔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他指出，在反思和重构子思心学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性善论，为心善建立了大本大原。在孟子思想中，心善是本心之善，是性善的现实含具和呈现。性善与道德本心的一体贯通和分异，是狭义的心性学的理论核心。
许家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报告了《孟子人性论述评》。许教授以孟子的性善论为中心，通过系统回顾与细致梳理，展现了学界长期以来围绕孟子性善论所展开的广泛讨论与多元观点并进行评析，指出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他认为李景林先生的观点可以正确解释孟子的性善论。孟子的性善实际上是一种先天具有的必然性的本善，而不是可能性的向善，即性善不意味着人有可能通过后天努力趋向善良，而是一种根植于人性深处的、先天赋予的、具有必然性的本质之善。
罗安宪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报告了《庄子“性命之情”论析》。罗教授先后论述了庄子思想中性与命、性与情的关系，进而引出“性命之情”的概念，强调其在庄子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最后，他指出，庄子并不是全然否定情，不是对情的压抑和拒斥，而是倡导合道之情。罗教授认为，庄子关于性的理论是“达生”，命的理论是“达命”，情的理论是“达情”，即不追求生命所不必要的东西。生命之所必要者，是人生命的延续及进一步的发展，是自由自主的精神生活。
章伟文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报告了《〈鹖冠子〉若干学术问题之梳理》。章教授首先介绍了《鹖冠子》的著录、篇卷变化、版本、真伪等一系列与《鹖冠子》文本密切相关的问题，他结合《汉书》《隋志》等文献的记载和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认为《鹖冠子》主体内容为先秦时期的古书。进而他梳理了该书蕴含的丰富的哲理思想，如尊“道”为宇宙万化之根本、道生法、圣王循“天则”治世、选举贤才、基本政治制度和“皇道”“内圣”修养之功、用兵之正道等思想。
11月2日下午第一场报告，由罗安宪、郑开二位主持。
梁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报告了《从人性善恶到自由意志》。梁教授认为，学界关于孟荀人性论主流的观点是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这一观点实际上存在问题。他认为，人性论应当包含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两个维度，如荀子的性恶实际上是事实判断，荀子的人性论应为性恶心善论。进而，梁涛认为要反思和重建先秦儒家的人性论，就要引入自由的维度，即自由意志的问题。人是自由的，选择了恶，行为会禽兽不如；同样，人可以对善的禀赋扩而充之。他认为，儒学实际上包含着自由意志的维度，只是没有以明确的“自由”的概念显现出来而已。
黎汉基教授（中山大学）报告了《观察、演示与节制——早期中国“好恶”的政治性》。黎教授指出，已有的研究多从内部角度考察好恶问题。他总结了外部视角下早期中国“好恶”的主要特征和内容，认为不仅可以从人性论这一内部角度考察“好恶”，还可以从外部政治的视角对其进行考察和研究，论说了“好恶”作为政治概念的基本特征、具体操作方式和相关制度实践等内容。最后，他指出，由于具有可感知的客观存在物、与他者互动的社会性、决定偏好的选择性、跨越不同情境的行为倾向性等特征，“好恶”一定需要社会沟通和合作。
朱承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报告了《从“四端”到“四海”：孟子公共性思想的进路》。朱教授从“公共性”这一概念入手，认为人的“四端之心”是人通向良好公共生活的基础，能为人在“四海”意义上的公共生活中构建人性前提。孟子思想体现了个人道德生活的完善与公共社会生活的良善相结合，体现了个体道德理性向共同体公共理性的转化，也体现了儒家强烈的现实关怀。最后，朱教授指出，孟子的公共性思想是理解儒家公共性思想的核心切入点，也是后世特别是宋明儒家公共性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在今天对于人们思考公共性问题仍有着重要意义。
叶树勋教授（南开大学）报告了《“良心”的意义：孟子心性哲学之结构的一种探寻》。叶教授指出，在孟子之前，“良”没有成为心性论的内容。他阐述了孟子“良心”之“良”的双重含义，一为善的价值属性，一为头等地位，进而指出孟子的“良心”体现了对“仁义”之“性”做出了“良”的判定，强调“仁义”之“性”在诸善中的首要地位且存在于“心”。他认为，孟子的人性论也是一种“性良论”，从中可以看出能够认识到孟子对“性”的多重规定，也可探察到“仁义”在其思想中作为主德中的主德的重要地位。
11月2日下午第二场报告，由章伟文、孟庆楠二位主持。
夏世华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报告了《孟子与告子人性认知范式的差异及其影响》。他认为，告子以名学的方式知性言性，孟子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其存在无法把禽兽之性和人之性区别开来的弊端。孟子“尽其心”以“知其性”的方式，深化了对“性”的理解，区分了“性”和“人之性”，突破了“知其性”之“知”的认识论范式，也奠定了儒家反求实证以知人性的基本方向。夏世华还认为，孟子与告子所揭示的人性观念及知性方式都具有理论范式意义，且可以用二程以孟为本、以告为末的方式进行统合。
李春颖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报告了《孟子恻隐之心中的情感与德性》。她从恻隐之心入手分析孟子的人性论，认为恻隐是人原初具有的道德情感，不同于同情，同情并非原初情感，且恻隐作为道德情感应在人作为“类”上来理解。她认为，从人类道德情感出发构建德性体系，是理解孟子人性论的重要维度。而单独言道德情感，无法具有独立存在的恒常性，更不具有本体的超越性。道德情感只有作为类的特点才具有实存性和普遍性。就真实体验而言，道德情感具有实存性；而就人作为类的属性而言，道德情感具有普遍意义。
孙伟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报告了《实践智慧与“义”——亚里士多德与荀子人性观之比较》。孙教授首先分别论说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人性观和荀子的“性”与“义”，进而基于跨文化比较的视角，他认为从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论出发可以回应荀子人性论的部分问题。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性与荀子之“义”有相通之处，都是人内在具有的理性能力，这也是人获得生活幸福的内在机制。其与外在道德结合分别形成了实践智慧和礼义。对于二者来说，人的原初之“性”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如何通过现实的社会和道德实践，重新塑造人的“第二本性”。
季磊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了《〈庄子·德充符〉“无人之情”辩正》。季博士认为，学界长期以情感之“情”理解《德充符》中关于“无人之情”的辩论不符合《庄子》文本中“情”为“情实”的事实。他指出，“情”本身内涵为情实，但包含了情感等义，包含了本质性的“性命之情”和感官欲望的“人之情”。“无人之情”是基于“天人之分”，本真性的“性命之情”属于“自然”，去除“人之情”实际上是对“性命之情”的损害。
11月2日下午第三场报告，由李春颖、李震二位主持。
宋洪兵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报告了《韩非子的人性论及内圣外王思想》。宋教授认为，韩非子的人性论存在“圣人”和“众人”的划分，兼具人性与人心的双重结构。人性虽不蕴含善性，但却能产生向善的能力。人能体道，进而成为“圣人”。人世之善，源自“圣人”，最终源自“道”。“圣人”强调去好去恶，其实也是一种“内圣”，而“内圣”必然要求“外王”，而“外王”则需要依靠君主来实现，王必霸、霸必王，是韩非子王霸观念的重要特征。
李友广教授（西北大学）报告了《以私释性：论韩非对人性的政治化诠释》。李教授指出，公私冲突、君臣博弈在周秦之变的历史背景下是诸子不得不重点关注的现实问题。他认为韩非“以私释性”是对人性做出的政治化诠释，将对人性的理解深嵌于家强国弱、君臣冲突与公私对立的政治情境之中，是对现实政治的思考和回应。但是，韩非对人本身的道德情感等却有所忽视，人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化，这也是后世批判和改造韩非人性论的重要原因，法家理论的黄老化、儒法互补合流成为解决中央集权制时代政治治理问题的必然要求。
李震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了《战国儒家天人关系的两种类型》。他认为，战国时期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学说可以分为思孟传统与《周易》传统，二者在天人关系模式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差别。具体言之，思孟传统将人的道德本质追溯到超越性的天，主观意义上表达了天人合一，而《周易》传统则不强调天人内在的合一，而是强调人对天的效法。
孟庆楠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报告了《从普遍到特殊：王弼“自然”观念的一个维度》。他认为，专注于“自然”概念本身的研究会导致其与其他观念的联系被弱化，应当将“自然”概念置于更完整的思想结构中进行分析，从“自然”的含义、“自然”与“性”“才性”的关系等维度对王弼思想中的“自然”的内涵和意义做出了进一步的探讨。
11月3日共举行了四场论文报告，上下午各举行两场报告。
11月3日上午第一场报告，由曹峰、吴祖刚二位主持。
苟东锋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报告了《仁智双彰何以可能？——竹简〈五行〉“中心之忧”章解读》。苟教授基于郭店竹简《五行》篇的“中心之忧”章，认为子思建构了源自孔子的仁智双彰的思想模型。其中，仁体现为以“忧—智—悦”纵向发展过程，智则为其中一个横剖面。牟宗三使用了“纵贯横剖论”，却没有发挥这一架构的潜在功能来疏通“仁”与“智”关系，而是诉诸“坎陷论”来说明仁智双彰的可能性。苟教授认为，《五行》篇的“仁智纵横论”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牟宗三的“坎陷论”的遗留问题，一方面，可以对仁智双彰何以可能予以中国哲学的说明，另一方面能够以之重新疏通先秦儒学四大坐标的关系。
孙宝山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报告了《孟子对孔子人性论的承接展开及后世影响》。孙教授认为，孔子的“仁德”是否遍及所有人存在一定的模糊空间。孟子继承了孔子以“仁德”为中心的人性论并进一步发挥了“仁德”的普遍化意义，并通过“四心”“四德”等学说构建起完整的性善论和修养论体系，对后世儒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宋明理学正是以孟子的心性论作为理论展开的重要依据。程朱理学由孟子的性善论和修养论引发出“性即理”的本体论和“穷理”的工夫论，陆王心学直承孟子的性善论和修养论，建立了“心即理”的本体论和“发明本心”“致良知”的工夫论。
李锐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报告了《孟荀人性论的历时性研究》。李教授认为，学界对于孟荀人性论的研究多利用共时性的方法。事实上，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自身存在着历时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孟荀前后说法的不一致不意味着其前后思想的矛盾和不统一，而是意味着其思想在不同时期存在着相应的变化和发展，意味着其思想的逐步完善和成型。最后关于孟荀的人性论，他分别指出，将孟子定义命作为孟子解决其思想中的难题，非历时性考查不能体现；虽然人性恶可能不是荀子最后的人性论，但是在当时的思想背景下，荀子对于人性的观点的变换，体现了顺应时代潮流的特点。
闫利春副教授（河南科技大学）报告了《“不动心”“不乱于心”：孟庄心学修养论的异趣与融通》。基于儒道比较的视角，他分别论述了孟子“不动心”和庄子“不乱于心”的心学修养论思想并进行比较，认为二者不仅有差异，更有融通之处。
11月3日上午第二场报告，由苟东锋、王玉彬二位主持。
曹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报告了《先秦儒道性论研究的两重框架》。曹教授认为，以往关于儒道性论的研究框架具有模糊性。他认为研究先秦儒家性论最好使用具体属性和根本属性的框架，二者产生有先后之分，根本属性的确立可以使得问题的解决简单化；研究先秦道家性论则应使用差异性和统一性的框架，二者是同时产生，是道生万物的必然结果。曹教授指出，这两种研究框架可以使性论的结构变得更为明晰，思路变得更为简单，更能够有效地反映出儒道性论各自的成因、特征及其影响。
陈绪平教授（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报告了《〈关雎〉分章新论：兼及所涉音乐文献学问题》。关于《关雎》分章不同的问题，他认为，毛、郑对《关雎》文本分章的不同实质上体现了《关雎》两种不同的文本性质，毛公的分法体现了《关雎》的音乐文献性质，郑玄的分法则体现了《关雎》的经学性质，二者均不可忽略。
吴祖刚副教授（西南大学）报告了《〈荀子〉“性、情、欲”之关系分析》的论文。他认为，荀子对“性”“情”“欲”的界定具有结构化的特征。荀子对“性”的界定有形式和内容之分，“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是性的形式，“性恶”则是从价值维度对“性”做出了界定，二者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荀子思想中“性”到“情”再到“欲”是从形式到内容的过渡，是“性”的内涵的逐步明晰。
冯鹏副教授（河南大学）报告了《汉儒对人性善恶问题的新思考及其理论自信之来源》。汉儒对先秦时期的人性问题特别是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做出了新的讨论和回应，性三品和性善恶混居于汉儒人性善恶论的主流。他认为，汉儒在论说中展现了自身的理论自信，这与汉代尊孔思潮、历史经验、政治效用等内容密切相关。
11月3日下午第一场报告，由孙宝山、叶树勋二位主持。
张昭炜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了《先秦儒学治欲的展开与统合——孟荀人性论统合新说》。张教授指出，孟荀治欲与墨子禁欲倾向、杨朱纵欲倾向共同构成先秦诸子治欲的四种主要类型，其中孟子治欲方案尤其适用于君子，但这种方案依赖功夫，且所证之仁具有生命性、成长性；荀子治欲注重发挥礼的约束，其治欲方案尤其适用于中民及以下者，并由此成法，有利于群体性治欲。孟子和荀子在“治欲”中可以互补，可以形成合力，拒斥墨子和杨朱。此外，墨荀孟杨治欲的四种类型可以与古希腊哲学学派一一对应，体现了中希哲学的共性以及对人类治欲的特殊贡献。
王玉彬教授（山东大学）报告了《“德”“性”之辨——〈庄子〉内篇不言“性”释义》。对于《庄子》内篇不言性的问题，王教授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庄子拒斥任何形式的人性论。实际上庄子拒斥的是儒家人性论。他指出，不同于儒家之“性”，庄子以论“德”的方式提供了新的人性论视角，彰显了庄子人性论思想的特质。他指出，庄子不会接受关于“性”的说述，而是以“德”为核心而建构出了一种迥异于儒家的人性论、生命观与存在理念，庄子后学将“性”引进庄学思想的演变脉络之中，是对庄子思想的误解。
王威威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报告了《〈庄子〉外杂篇中以德、性为依据的无为之治》。王教授首先论说了《庄子》外、杂篇中“德”“性”的含义以及二者的关系，认为“德”为潜质，“性”为现实，“德”偏向于“同”，而“性”偏向于“异”。进而，基于“德”与“性”两概念，她说明了外、杂篇中“不淫其性、不迁其德”的“至德之世”这一道家理想政治模式的“无知”“无欲”的特征、衰落的原因及其实现路径，论说了庄子的德性论与其政治思想之间存在的关联。最后，王教授指出，庄子并不主张无君论，而是认为统治者不应干涉侵扰人的德性，对君主做出了规范。
王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报告了《荀子“性”概念的元伦理学考察》的论文。王教授从元伦理学的视角出发，基于荀子哲学“共名与别名”的逻辑架构以及荀子哲学的固有脉络，分析了荀子“性”概念的多重意涵，在道德主体的理论层面探讨了荀子人性观念的系列问题，并指出，荀子的“性”的概念是一种结构性而非本质论的人性观念。他认为，性朴说无法从整体上概括荀子的人性论，事实上荀子的“性恶”观念在其理论内部本身是自洽的，性朴说实际上是对荀子人性论思想的重构，而非荀子人性论思想之本然。
王一鸣博士后（北京大学）报告了《人性是否值得改变？——〈庄子〉人性问题新探》的论文。王博士认为，《庄子·天地》篇中“未修之性”与“已修之性”的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事实上，二者的区分以及与“道”的关系在道家思想中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未修之性”与“已修之性”涉及了心性论、实践哲学与境界形而上学等中国哲学中的重要命题。
李宇博士后（武汉大学）报告了《炼气与修心——论〈管子〉人体修炼知识的生成》的论文。以往，学界多将《内业》《心术》（上下）视作同一组别。李博士则认为，对于《管子》来说，以文本内部秩序为基础来考察关于人体修炼的内容，是研究《管子》有必要开拓的路径。她将《管子》文本划分为历法时令、人体修炼、治国牧民三大知识体系，认为人体修炼与其余二者密切关联。对于君主，只有通过因循天道虚静的方式修炼，才能获得牧天资格。
11月3日下午第二场报告由王威威、张昭炜二位主持。
博士生王瑞琛（清华大学）、姬旭东（北京师范大学）、陈建汉（清华大学）、陈锡昂（清华大学）、赵卓凡（清华大学）分别报告了《〈度训〉〈命训〉〈常训〉的人性论思想》《〈乐记〉人性论研究》《逻辑的思维、经验的性格与理性的精神——荀子认知心的三个特征》《论荀子的“伪”概念》《从批判到重建：检讨牟宗三的“凌空智慧”对于〈庄子〉真知的误解》的论文。
在会议闭幕式上，丁四新教授和肖德生教授做了总结发言。丁教授指出，本次会议的与会学者较多，但提交的论文主题很集中，大多数与早期中国人性论的关系密切。本次会议在多个方面取得进展，如对早期“性”与“德”的差异与关联的考察，对孟、荀及对道家、法家的人性论问题的深入探讨，除了在许多问题上产生了交集、辩论和共鸣外，学者在本次会议上也做了一些拓展。总之，本次会议具有积极意义，学者的收获颇丰，除了供学者交流观点和看法外，本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对早期中国人性论研究的探讨和深入。
最后，肖教授对各位与会学者表示了衷心感谢，感谢各位与会学者为研究早期中国人性论积极撰稿和发言。本次会议的召开具有较大的学术意义，其成果可观，值得进一步的学习，一些观点和问题也值得进一步的研讨。他欢迎各位学者在会后积极撰稿，繁荣学术，支持《文化与传播》期刊的发展。
与会专家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