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运鹏访谈：一个在德国成长的分析哲学学者

胡星铭：您简历上写道：2018年8月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系通过教授资格考试（Habilitation）。很少看到国内其他德国留学生通过这个考试。介绍一下Habilitation？

蒋运鹏：我们可以把Habilitation看作博士之后的另一个学位。通常需要6年完成。完成后，原则上就有资格被一所大学聘为教授。但为了防止近亲繁殖，原则上不得在你做Habil的大学被聘为教授。

胡：“原则上”在中文里是个精妙的词。德国大学实际上有效避免了近亲繁殖吗？

蒋：在德国也是个精妙的词。不过，近年来，德国主流大学对近亲繁殖控制得还是不错的。

胡：回到Habilitation，听说要通过这个很难——

蒋：其实它并没有特别的难度，博士毕业以后只要找到一个愿意指导你的Mentor，有稳定的教学记录，并写出一本合格的专著，即可。难的是博士毕业后在大学找到稳定的6年工作或申请到好的项目，在经济上支持你做Habil。否则，单靠授课的零星工资，很难挺过6年。最糟糕的是，完成Habil之后，并不能保证你会被任何大学聘为教授。相反，只有天选之人，才能在做完Habil几年内在德语区找到教职。

胡：听你这么说，好像在德国完成Habil的出路不如在国内完成博士后。国内博士后出站获得助理教授的机会蛮大的。

蒋：某种意义上，确实不如。当然，完成Habil后找到教席那就是正教授，相当于一步登天，与博士后到助理教授的转变还是有区别。德国教席竞争异常激烈。很多与我同龄的学者，都非常优秀，但都是做完了Habil而没找到教职而被迫到处奔波授课，收入不足以糊口。德国学院其实一直有反省的声音，觉得应该给年轻学者一个类似tenure track的友好环境。

胡：你的德国背景是非常强的，德语是接近母语的那种好。你对语言学习有什么心得？

蒋：关于我的德语学习经历，我是在上中学时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我觉得很多（在中国的和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学生太拘谨，因为怕造句犯错，反而不敢开口。其实可以放松一点。语言就是传递信息而已，语法往往并不重要。我们只管说即可，母语者一定能听懂。凡是假装听不懂的，一定是在故意刷优语言越感（这很恶心）。时间长了，你的句子自然就说对了。学外语，拼的是性格，不是智商，外向的人优势很大。

胡：从做哲学的角度，你建议学生学哪几种语言？

蒋：这个我觉得没有定论。看各自研究领域吧，当然，凡是为了做哲学而学的外语，往往学不太好。掌握语言多并不算厉害。如果要求不高，掌握多门语言不难。真正厉害的是把一门外语学到母语的水平，而不只是像我一样接近母语。因为这后面有太多其难度远超语言本身的、社会认同方面的挑战。

胡：非常赞同！国内学生去德国留学，一般都会做德国古典哲学或古希腊哲学。但你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卡尔纳普。为什么选择卡尔纳普？

蒋：我是德国高中毕业的。作为高中毕业生，我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并不知道，在德国哲学系一般都会做德国古典或古希腊。我头几个学期听了一些课，觉得Andreas Kemmerling教授的风格最吸引我，就主要跟他了。我后来的博士导师乃至Habilitation导师也是他。后来，我才听说我做的原来叫分析哲学。

胡：哈哈哈，我想到牛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G. A. Cohen，他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叫Non-Bullshit Marxism Group。后来他才知道别人把他的马克思主义称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蒋：我觉得这是正常状态。从求知的角度而言，一开始就往自己和别人头上贴标签的做法才是奇怪的。最好尽量推后贴标签的时间，对所有有深度的领域尽可能久地保持单纯的兴趣。罗素说做哲学的人心灵要足够宽广，这很重要。

胡：对。很多搞分析的，开始都是对尼采和海德格尔感兴趣的。我看我研一的日记，买了《海德格尔文集》，复印了尼采主要著作的英译本，没怎么读分析哲学的书。不过，也没有读过康德，虽然那时很多学者说：康德是绕不过去的，不读康德，就不配谈哲学。

蒋：康德的哲学地位毋庸置疑。但哲学中不存在绕不开的典籍，康德也不例外。我本科的时候，也有个高年级的学长跟我说，康德绕不开。吓得我一愣一愣的。但事实证明，我一直不怎么懂康德，但也能正常做哲学。在一个特定哲学领域当中，有些经典是绕不开的。比如，你不可能做认识论而没听说过Gettier。但不存在所有哲学学者都必读的经典。哲学本身的丰富程度能够容纳很多相互错开的心灵路径。

胡：话说德国哲学系本科教育注重哲学史吗？国内很注重哲学史，本科生要上很多“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哲学通史课程。

蒋：德国没有哲学通史课。因为通史课跨度太大，教师只能蜻蜓点水，无法给学生纯正的哲学训练。德国学院的老派教授（例如海德堡当初的Halfwassen和Bubner）会开设特定阶段的哲学历史课程，比如古希腊哲学史或德国唯心论。我当初也去听过。感觉还是收获挺大的。至少让我看到了这些领域的深度，学会了敬畏。哲学通史课不可能有这个效果。通史课无非就是传递基本信息。在信息时代，没必要为此专门开一门课。

胡：那德国本科和美国本科差不多。我博士在一个极其注重哲学史训练的美国哲学系，博士生也要修很多断代哲学史的课。有个师兄跟系里教授说：这种太注重哲学史的搞法会让学生对哲学有一个历史的眼光，但不利于研究哲学问题的学生在博士毕业前写出能在主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最后找不到工作。

蒋：或者应该找一个平衡？发表生存很重要，历史厚度也多少可以兼顾一些。当然前提是学生必须做扎实的历史性研究，受严格的阐释训练。泛读很多历史文本只会让自己觉得自己很博学。只有钻研过某个特定历史文本，才能有真的哲学生长力。

胡：国内也要求研究生精读一本哲学经典。老师提醒我们要带着问题意识读。但我一直没学会。到美国后才慢慢学会。比如，读笛卡尔的《沉思》，我是做知识论的，所以带着知识论问题去读：笛卡尔回应怀疑主义的原文是什么？最近某两个笛卡尔专家对原文的相关解读有何不同之处？哪一个更好一点，还是都不太好？与当代某个著名哲学家对怀疑主义的回应相比，笛卡尔式的回应是否还有一些优势？

蒋：赞同。“带着问题意识读”很关键，也的确不易。优秀的历史研究是这样的：你读它时，会觉得笛卡尔确实与当代哲学有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且笛卡尔在明确提供解决方案。作者巧妙引用的笛卡尔文本也会增强你的这个印象。你会惊讶之前自己读笛卡尔时咋看不出来这种关联？将古代学者拉到当下的语境里来对话，需要前沿理论知识，更需要对经典的超强驾驭能力。不少当代学者都曾在历史文本中深挖资源，最终借此在当代讨论中打开了新思路。比如，维也纳大学的Benjamin Schnieder的有些哲学灵感就来自于他对Bolzano的深入研究。从这个角度看，良好的历史训练加上系统训练或许恰恰对发表有帮助也说不定。

胡：回到之前的问题：你的博士论文为什么选择做卡尔纳普呢？

蒋：博士论文选做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现在看来是个错误。当初完全是被《构造》里严密的技术化处理迷住了，完全没考虑研究它对我自身的哲学发展有多大帮助。

胡：感觉这是你精神的初恋。

蒋：初恋时都头晕。我导师当时反对我做这个题目，但仍然允许我自由选择，并且明确跟我说我会后悔。果然，我现在后悔了。有些判断还是应当听长辈的。

胡：的确。博士论文跟婚姻一样，我们应该听长辈的。但总是事后才明白。

蒋：好在我可以换研究题目。在选择Habil论文题目的时候，选了休谟。这是一个哲学营养和辐射能力都更强的话题，最后做出来我自己也更满意。

胡：就我的了解，国内似乎没有比你做得更深入的休谟专家。

蒋：我更愿意说我极度幸运吧，在写了一篇不怎么好的博士论文后，仍然得到了工作机会，让我有时间改正博士阶段走的弯路。否则，我今天的职业道路乃至人生道路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胡：你这话让我联想到自己从中国哲学转向分析哲学，也觉得很幸运。如果我们俩有一个人没转，就很难这么熟了。不仅男人和女人之间讲缘分，男人与男人之间也讲缘分的。

蒋：哈哈，这方面你是专家，我听从专家的意见。

胡：你从高中起就在德国生活，我想问一个德国社会氛围的问题。一些美国大学教授说他们不敢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说话，怕一群人在网上对他们的言论进行“特别”的解读和批判，甚至用舆论胁迫大学开除他们。德国有这个情况吗？你觉得这种情况是一种社会进步吗？

蒋：德国教授应该是我知道的所有国家里社会地位最高的。很少听说大众舆论在德国能撼动教授。这导致一部分德国教授自我过度膨胀。至于说对教授的舆论监督是否是社会进步，我不敢乱说，怕一群人在网上对我的言论进行“特别”的解读和批判……

胡：哈哈哈哈。你在海德堡呆了很多年，想过离开吗？

蒋：肯定想过的，而且实际上也离开了。不过我天性并不喜欢挪地方，这或许是另外一个可以分享的负面经验：年轻学者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海德堡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占了极大的比重，但这也使我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其它的哲学系。树挪死，人挪活。不愿意动不是好事。

胡：工作了也一样，换个单位，可能会让自己更有活力一点，但要得到原单位领导的祝福。你博士毕业后曾短暂离开过海德堡，去了苏黎世大学哲学系做了一年助理教授。介绍一下瑞士苏黎世大学哲学系？

蒋：给大家一个链接，具体人员结构信息可以看见https://www.philosophie.uzh.ch/en/seminar/people.html有些人我还认识，但大部分已经换了新面孔。我当时有50%的助理教授职位，老板是Katia Saporiti。她的研究主要以贝克莱见长。还有一个我认识的是Hans-Johann Glock。他主要做维特根斯坦和语言哲学。总地来说，这在德语区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中小型哲学系，相当一部分教授来自德国。

胡：苏黎世的哲学研究如何？

蒋：以我的经验，苏黎世学术研究处于中等水平，跟洪堡、慕尼黑等重镇有差距，但还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语区各个大学哲学系学生质量分布很均匀，每个地方总有足够比例的人适合且喜欢做哲学。这或许跟他们长期的封建传统有关系，“文化中心”的意识相对弱。

胡：现在一些人说：国际主流期刊发表的哲学论文是流水线产品，琐碎而无聊，配不上“哲学”之名。你的感觉呢？

蒋：“琐碎无聊”是趣味判断，“配不上哲学之名”是价值判断。我可以理解前者，甚至部分同意前者，但不喜欢后者。我很怀疑大谈“配不上”的人中有多少人花时间真正细读过国际主流期刊的文章。不甚了解就仓促下价值判断是不对的。而且，真正在自己的领域里下过苦功夫的学者，对学术有敬畏，不会轻易说其它研究方向“不配”什么。

胡：很对。但你自己觉得“国际主流期刊发表的论文琐碎而无聊”吗？

蒋：我部分赞同这种说法。分析哲学主流风格的部分文章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当下的分析哲学和经院哲学有点相似，越来越严格细碎，很难激起外行的共鸣。

胡：我有同感，很多同行的文章也很难激起我的共鸣。我很不喜欢。但想想我不喜欢又如何？Who am I to judge? 或许我品味不够。

蒋：当然我必须澄清，所有主流期刊的文章，都有很多值得专业研究者学习的地方。认真阅读“琐碎”的文章，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我觉得国际主流期刊有些论文非常精彩，用极弱的前提论证出了极强的结论。随便举两个例子：比较老的F. Jackson和当下正火的M. Jago。

胡：你觉得当代非分析哲学的哲学文章，有不细碎，大格局，能激起外行共鸣的吗？

蒋：很妙的问题。或许一篇优秀的现象学论文同样很难让外行兴奋起来。这么看，分析哲学并非特例。哲学存在2000多年，远比心理学或语言学作为学科古老得多。因此，或许哲学内部各个流派之间因时间而产生的异质性远大于我们想象。如果分析哲学和其它哲学流派的学者相互不把对方看成同一学科的同行，而看作相邻学科的同行，或许可以营造更宽容的格局。

胡：或许大一的“哲学导论”应该一半分析风格，一半非分析风格。话说我一度曾怀疑过主流审稿制度：会不会是这种制度导致那些期刊发表那些无聊的论文？是不是换一种制度，比如让优秀的哲学家向期刊实名推荐稿子，就不会出现无聊的论文？

蒋：“让优秀的哲学家实名推荐稿子”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其实大佬主编的论文集就有点像这种制度。论文集里也有好文章。至于说论文集文章的优秀率和主流期刊文章相比如何，很难判断。

胡：某些论文集里偶尔有让我很喜欢的文章，但很少。欧美哲学界找工作和评职称更看重主流期刊专家匿名评审出的论文。年轻人常在简历上特别标注哪些论文是peer-reviewed。

蒋：我只能说，对于我这种资质有限的学者而言，接受期刊匿审的严酷捶打是我哲学职业能力形成的必要环节。若不捶打我，我只会变成眼高手低的蠢货。

胡：同感同感。我希望自己能以适当的方式面对自己的平庸，不自欺欺人，妄自尊大。

蒋：当然，哲学天才不一样。天才有超人洞见，不需要也不因该接受捶打。但天才从古至今有几个呢？批评当下主流期刊风格无聊的人，其潜台词或许是“我们本来应该追求维特根斯坦的境界”。别人的情况我不判断，但就我个人相当有限的能力而言，追求这种境界对我而言是不理性的。

胡：我一直不太懂维特根斯坦哲学。我更喜欢罗素、波普尔和罗尔斯的作品。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是因为我的哲学品味不高。

蒋：我的基本品味跟你一样，不高。但我觉得维特根斯坦很有洞见，在哲学史上不可取代。但他对年轻研究者十分危险。如果你有足够温和的性格和稳健的哲学功底，维特根斯坦可以为你提供大量哲学养分。而如果你没有正统的训练，就狂热地扎进维特根斯坦，那你很可能会很快染上他的气势和派头，却远没有他的灵气。这样的话，你一辈子就止步于一个维特根斯坦的拙劣模仿者了，永远无法展开严肃的学院哲学研究。

胡：据说维特根斯坦的写作风格与他患有读写障碍（dyslexia）有关系。普通人模仿他的风格，既不会得到任何著名哲学家的赏识，也很难在主流哲学期刊发表。话说你现在也负责一本哲学期刊——《清华西方哲学研究》。就我的了解，这本期刊是国内少有的“如果论文质量不错，即使作者是本科生，也会获得发表的”C刊（集刊）。最近两年，我听到不少学生和青年教师对这个期刊的称赞。

蒋：谢谢夸奖。我只是编辑部的一员，主要工作是提醒大家稿子来了或审稿意见回来了，快看。编辑部的其他老师以及在背后支持我们的前辈同事至少跟我的付出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这个期刊是我们共同的事业。我们的目标是多少宣传匿审文化，并且宣传高质量稿件。当然，什么样的稿件叫质量高，学者们意见未必统一。我们的期刊或者可以看作凸显一种特定写作规范的尝试。感谢学界前辈容忍我们的尝试。我们将尽力继续尝试。

胡：你觉得办好一个学术期刊，最难的是什么？

蒋：最大的难点是稿源。系里前辈同事在2018年之前进行了大量约稿工作，使得集刊有了一定知名度，这对后续稿源帮助很大。我也想特别感谢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部门对我们刊物的肯定，让我们成为了CSSCI和AMI核心集刊，这对稿源的帮助也是巨大的。也希望所有称赞我们的师生也多给我们投稿啊！其次的难点就在于把握审稿的严苛程度。大家的成长都需要时间，不能在高质量稿源尚不充足的情况下就把门槛提高到国际顶刊的水平。

胡：非常赞同。期刊通过审稿反馈帮助作者成长（即使是退稿），而作者通过不断投稿帮助期刊成长，是理想的状态。你现在做分析的形而上学，国内研究这个领域的人不多。大家可能好奇分析的形而上学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传统。简单说一下？

蒋：当代分析的形而上学在国际上是主流之一。这个领域的很多话题受古希腊影响无疑非常大。比较典型的例子之一是Rutgers大学的一批以J. Shaffer为代表的顶尖新秀学者。他们强调，除了奎因开启的“何物存在”的本体论传统之外，形而上学应当复兴一个更古老的，来自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这个传统关心的问题是：存在物相互之间有什么奠基关系？

胡：我来扮演一下“魔鬼的辩护士”。如果说生物学或物理学研究“存在物相互之间有什么奠基关系？”，大家容易理解：我们人类依赖于空气、水、阳光，还有食物——各种动物与植物。植物依赖于空气、水、阳光和肥料等等。这是生物学告诉我们的。物理学告诉我们：各种肉眼可见的东西，无论是有机体还是无机物，都是由分子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是更小的粒子构成的。如果“x奠基于y”是说x是由y构成的，那么一切肉眼可见的东西都奠基于物理学家讲的基本粒子。科学似乎已经很好地回答了“存在物相互之间有什么奠基关系？”这个问题，形而上学的复兴是不是多余的？

蒋：这是一个经典的针对形而上学存在价值的质疑。它的更一般化的表达是：如果要研究世界长什么样，自然科学就做得很好，要形而上学做什么？而对这个挑战的经典回答是：世界有很多面向自然科学无法触及。比如，回到奠基问题来举例：奠基关系不一定是物理构成关系。我们会关心美学事实/伦理学事实是否被物理事实奠基，也会关心数学事实被什么奠基，还会关心如下一个很古老的问题：究竟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更基础，还是组成世界的部分更基础？这些问题，自然科学无法回答。又比如，对truthmaking这个问题的讨论有时会涉及到奠基问题。我们会好奇，truthmaking是不是一种奠基关系。在这里，自然科学也帮不了我们。

胡：有人会说：你提到的这些问题，预设了美学/伦理/数学事实的存在，也预设了truth-maker的存在。“究竟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更基础，还是组成世界的部分更基础？”这个问题似乎也预设了具有部分的东西存在。所以更基本的问题是：何物存在？对这个问题，自然科学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真正存在的是基本粒子，万物都是由基本粒子构成，并没有什么美学/伦理/数学事实。我们认为某些美学/伦理/数学命题为真，不过是因为它们是有用的工具。这个回答有什么问题吗？

蒋：这里有两个话题，一是“存在问题是否更基本？”，二是“自然科学是否能回答所有存在问题？”。我分开处理。第一，如果“何物存在？”的问题的确更基本，这似乎对奠基理论者不利。因为，这样一来，奎因的本体论问题似乎仍然比奠基问题更重要，而Schaffer的所谓复兴就没有太大冲击力了。我想，奠基理论者会这样回应：讨论奠基关系，当然要预设关系项的存在。而讨论关系项的存在不必预设奠基关系。因此，存在问题的确更基本。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更重要。奠基理论者承认存在问题更基本，但坚持奠基问题更重要。

第二，即使存在问题更重要，自然科学也不能接管形而上学的核心研究。因为自然科学本身不能帮助我们回答所有本体论问题。通常，自然科学家也不会声称，只有他们研究的对象才是真正存在的物体。原因很简单：自然科学的经验手段无法帮助我们判断是否有数学事实、命题、性质等抽象物体存在。只是有一些笃信自然科学的哲学家认为，凡是不能纳入自然科学本体论框架的，皆不存在。而这本身已经是形而上学讨论。而且，即使我们限于谈论那些可以纳入自然科学本体论框架的物体，关于它们中的某些东西是否存在的争论，也不是自然科学可以处理的。比如，自然科学就无法告诉我们，（除了排列成特定形状的基本粒子）有无组合体存在。

胡：在什么意义上，奠基问题更重要？

蒋：奠基主义者认为奠基问题更重要的一个核心理由在于，相对于何物存在的本体论问题，奠基问题更难。Schaffer本人的典型态度是，种种物体的存在是很trivial的事情，我们承认它们存在即可。一旦存在问题得到肯定回答，我们就可以处理不那么基本，但更困难的奠基问题了。这种对待存在问题的“easy”态度是否正确，也是元形而上学的重要话题。Thomasson会站在Schaffer一边。我本人则站在卡尔纳普和奎因一边。我不认为存在问题很easy。它至少与奠基问题同等困难且重要。

胡：最后一个问题：有些高中生很喜欢哲学，但许多老师和家长都对哲学专业有价值方面的疑虑，认为哲学没用。你的看法是？

蒋： 我觉得这个疑虑背后有重重误解。我简单谈几点。第一，很多人之所以认为哲学没用，是因为它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法转化为生产力。但按照这个标准，很多研究都是彻底“无用”的，比如相当一部分天体物理学研究和整个数论研究。而我们通常不会否认它们的价值。相比它们，哲学有些部门对社会生产的介入其实还要深一些。比如。医院的伦理委员会里就有伦理学家，重大医疗决策需要伦理学参与。第二，有些人认为哲学没用是因为他们认为哲学在纯粹认知上也没有贡献。这与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想法有关：似乎，理解世界是自然科学的工作，哲学在这方面无事可做。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看法对于哲学的一个下级部门（即形而上学）而言是错的。这个看法对于哲学的其它下级部门而言同样是错的。在广义上，认识论、语言哲学、伦理学以及美学等部门也在研究世界的方方面面。而它们的研究也是自然科学无法取代的。世界是一个在各个维度上展开的复杂结构，自然科学只能涵盖其中一个维度。第三，一个更加实际的忧虑是，学习哲学不容易找到好工作。这里，我觉得我们需要冷静的分析。如果我们谈的是学院里的科研岗位，那么，对于任何一个学科而言，这些岗位的数量都是极其有限的，竞争都会异常激烈。事实上，对于任何学科而言，接受该学科训练的学生中的大多数，将来都不会在该学科从事学术研究。哲学不是例外。至于说，相对于其它专业而言，学习哲学是否更难找到学院以外的好工作，我认为需要更细致的调查，不能凭空想象。我在德国和中国工作的时候，都接触过对哲学本硕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方向的调查。没有证据证明，哲学专业的就业前景比其它文科要差。当然，就业的忧虑或许是针对整个文科的。很多人认为，学习一门实用性较高的学科，在就业上或许有更大的选择余地，而且收入很可能比学习文科要高得多。说实话我觉得这种判断也不能轻易下。据我所知，热门专业也有起伏，有时工作不见得比文科好找。很多时候，学生或家长对哲学的本能疑虑背后，并没有坚实的就业市场调查作为支持。

谈两点或许有助于减轻专业选择压力的看法。第一，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人们之所以会瞻前顾后，是因为大家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提高未来的幸福程度。但我们或许高估了自己的控制能力。人生很复杂，总体幸福取决于非常多的因素，其中绝大多数无法预测。如果你很喜欢哲学，那研究哲学本身就能立刻大大提升你的幸福指数。而放弃哲学去学一门你不喜欢但预计会有高回报的技能，将来未必会让你更整体更幸福，有时候，对你而言最安全的路，恰恰是你的兴趣指出的路。第二。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高中毕业对哲学专业的选择并非人生终极选择。本科乃至硕士乃至博士阶段都可以换方向。我认识不少做了一阵哲学后换专业的人。他们中有些人的想法是：我喜欢哲学，但生命中还有其它东西也值得尝试。但是，我也接触过另外一类人，他们的转向充满自责：我之前是不是白学了，是不是辜负了谁。我更推崇前一种心态，它更健康。当然，这与社会环境和压力也有关系。德国是个高福利国家，持第一种态度的人更多。我真诚希望社会对选择了哲学专业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而放弃的同学给予越来越多的宽容，不要把他们定义为失败者。人一生尝试多种道路，这很正常，要允许乃至鼓励大家试错和纠错。否则，我们不但会营造出逼仄的外部社会氛围，也会扭曲哲学专业内部的心态。

蒋运鹏简介：清华大学哲学系长聘教授，研究方向为近代英国经验主义（休谟、贝克莱）、早期分析哲学（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奎因）、当代分析的形而上学（使真者理论）和元形而上学（紧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