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风丨超越物质主义

摘要

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形塑现代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是现代性思想。物质主义价值导向是现代性的要害,独断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基石。现代工业文明的价值多元是一种假象,物质主义才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精神。后物质主义也只是物质主义的新表现。恰是物质主义这种精神使人们沉溺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而不能自拔。生态文明建设呼唤的人文精神就是超越物质主义的精神。超越物质主义有不同的精神路径,儒释道三家都是超越物质主义的精神路径,生态化的基督教同样可以成为超越物质主义的精神路径。关键词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现代性;人文精神;生态文明核心观点选编
一、物质主义是现代发展的精神动力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是中国现代化速度最快的一个历史时期。30多年来,全国各行各业的领导者、工作者、劳动者坚持不懈的辛勤劳作和创新带来了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成就。那么,驱动各行各业领导者、工作者和劳动者不懈劳作且不断创新的心理动因或精神动力是什么呢?显然不再是“文革”期间人们常说的“社会主义觉悟”,而是发财致富的欲望或物质主义精神。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内蕴物质主义。所谓“新教伦理”只不过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物质主义,抑或只是注定要走向物质主义的世俗化的基督教精神。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很重视揭示和调节人们劳作和创新的动机,他们往往直截了当地诉诸物质主义,把人类贪欲视为繁荣的保障、创新的源泉和进步的动力。如詹姆斯·L.多蒂所言:“‘贪婪’一词如此声名狼藉可谓不幸。但是,若没有贪欲,我们又怎么可能拥有室内的水管装置、带钟的收录机,甚至南加州的淡水呢?”今日中国的大部分经济学家会说:“若没有贪欲,今日中国人怎么可能拥有汽车、空调、iPad、手机呢?”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已是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市场制度就是借助财产(或物权)私有制度驱动人们劳作、创新并配置资源的制度。它激励人们合理地释放贪欲,合法地发财致富。从国人高呼“效率至上、兼顾公平”的年月(上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头10年)直至今天,贪欲推动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就在这些年月,一条条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通车运行,一个个工厂开工生产,一座座大楼拔地而起……如今,收入中等偏下的家庭也拥有了汽车,已差不多人人有手机。高效率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离不开私人财产权制度,也离不开物质主义精神。私人财产权制度是现代化国家之法制的内在构成部分,而法制的作用在于把人们的贪欲约束在自由、平等、公平的秩序之内。物质主义则把人们贪欲驱动下的物质追求辩护为一种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从而获得合理性而不至被误认为只是人的动物本能的表现。由原子构成的各种物品——如汽车、手机等——是物质,但物质主义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意识形态。物质主义就是现代发展的精神动力。
二、中国快速发展的代价
国人刚尝到现代化的甜头,就同时尝到了现代化的苦头。开着汽车自驾游是现代化带来的甜头,一年中很多天的雾霾是现代化带来的苦头。在近30年的快速发展中,中国的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中国的生态健康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国已为且仍在为快速发展付出高昂的代价。国家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万本太说:“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1.9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5%,但消耗了占世界20%的能源,煤炭消耗量占全世界的一半(50.2%),钢铁、铜等消费也占世界的40%以上。发达国家几百年出现的资源环境问题,在我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表现,水污染、土壤污染、空气污染非常严重,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环境安全的问题时有发生。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资源能源问题比任何国家都要突出,解决起来比任何国家都要困难。”


国外学者则对中国的污染和排放进行了强烈谴责,表达了极度的担忧。多年研究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史的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在20156月发表的一篇长达30多页的文章中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也是‘绿色技术’的领头羊,是世界上最大的风能和太阳能装置生产国。但清洁能源只占中国发电量的1%。至今煤占中国总能源消费的69%;油18%;水电6%;天然气4%;核电少于1%;其他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和太阳能1%。如今,中国每年燃煤40亿吨;而美国燃煤少于10亿吨,欧盟燃煤大约6亿吨。”以这样的能源结构,中国的发展面临难以摆脱的困境。为保持经济增长,中国不可能不消费更多的煤、油和气。“然而,随着更多化石燃料的燃烧,中国会有更多的城市不可居住,从而会有更多的中国人移居国外,于是中国的排放会更快地加速全球升温”。“到2013年,中国的排放量已接近美国的2倍。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The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计算,即使中国经济只以每年5.7%的速度增长,即低于现在速度的2%,低于过去10年平均速度的一半,其二氧化碳排放到2040年仍会高扬至150亿吨,几乎为美国的3倍。2013年,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已超过欧洲。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但二氧化碳排放量几乎占全球的30%……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The UN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计算,如果我们要把全球升温控制在摄氏2度以下,那么,在2050年之前,人类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就不能超过8 800亿吨。我们已经用掉了这个碳预算量的一大半,而只剩下3 490亿吨。如果中国每年只以现在的速率排放100亿吨,而没有任何增加,到2050年也将用完全部预算”。照这样下去,“世界上的其他人还怎么活?”


三、中国人的大量排放是学习西方的后果
史密斯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必须关掉大部分火电厂,关掉绝大部分汽车制造厂,关掉大部分沿海出口工业,放弃城市化……这当然是中国人不能接受的。据史密斯看,中国造成如此严重的污染,产生如此大量的排放,主要原因是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其实,中国近30年的快速发展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在全球现代化的大背景中发生的。当代中国的大量排放是向西方学习的后果,是快速现代化的后果,也是物质主义价值导向的后果。史密斯针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批判是肤浅的,他没有深挖当代中国“大量排放”的深层根源——源自西方的现代化。当代中国人所追求的生产—生活方式——“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正是欧美人一直炫耀、示范的生产—生活方式。西方2011年出版的一本书告诉我们:“50年前,美国人住宅的平均面积为112平方米。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153平方米。到2008年,约为232平方米。与此同时,美国家庭的规模却越来越小,而不是越来越大。忘掉只能容纳两辆车的车库吧。现今任何一栋像样儿的新住宅,其车库都达到了可以容纳3辆车的标准。我们驾驶的汽车的牌照号及外形尺寸也同样如此。我们希望我们的交通工具闪亮、快速、巨大。”我们也该问一声:如果全球70亿人都过美国人这样的生活会有什么后果?平等是现代性内蕴的基本信念之一。美国人能过那样的生活,其他人为什么就不该过呢?我们暂且不提这种生活方式是否合理。
30年来,美欧国家利用其技术、资本优势,借全球化风潮,把大量的重污染产业转移到中国,让中国充当“世界加工厂”。如今,一边用着“中国制造”的物品,一边骂中国超量排放,还指责中国不让其他人活,这是不公平的。
欧美人应该深刻反省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深刻反省为这种生产—生活方式辩护的意识形态——现代性——的根本错误。事实上,现代性是包含严重错误的,物质主义价值导向是现代性的致命错误,而独断理性主义世界观和知识论则是现代性的根本错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的科学和哲学研究正日益清晰地揭露独断理性主义思想的错误,而史密斯所给出的数据则表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或更一般地说,现代性所形塑的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
四、西方后物质主义的实质
有西方学者认为,现代化发展到物质富足阶段就自然而然地走向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认为这样一种文化变迁和社会转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始业已在西方发达社会发生。英格尔哈特及其团队在40多个发达国家进行了问卷调查,考察了这些国家政治经济目标、宗教规范和家庭价值的改变,并考察了这些改变对经济增长速度、政党策略和民主体制前景的影响,进而得出如下结论:现代化曾是具有巨大影响的概念,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它开始淡出于时尚。修正版的现代化概念仍在扮演重要角色。但日益明显的是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人描述的现象不是历史的最终阶段,社会经济变迁已开始转到一个新的方向。工业发达社会的主导性发展方向是由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工业社会中的那种对功能合理性(functional rationality)的重视逐渐让位于对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的重视。随着后现代化的推进,一种新的世界观正逐渐取代自产业革命以来在工业化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范式。这种新的世界观反映了人们生活期待的改变。这种改变包括政府政治基本规范、工作、宗教、家庭以及性行为的改变。物质主义动机的蔓延是现代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在后现代社会,对经济安全和经济增长的重视则让位于对生活质量的重视。工业社会的重视纪律、自我否定和成就导向的规范也逐渐让位于个人生活方式选择范围的不断扩大。换言之,发达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已出现了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的转变。
这种转变是通过世代更迭而发生的。从心理学上看,每个人价值观的形成与其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条件和社会文化密切相关。工业社会的前辈们在形成其价值观的青少年时期,社会还经常面对如何获得确保生存的物质条件的问题,且常常有某种不安全感,于是,他们通常都极为看重物质财富的增长,自然信持物质主义价值观。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社会的物质财富已十分充足,生存的物质条件已有保障。在这一历史时期形成其价值观的新一代人已不再那么重视物质财富的增长,他们没有前辈们的那种不安全感,于是他们更重视追求人生意义。由首先重视物质财富增长到首先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就是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
英格

尔哈特的结论当然不可能完全是从社会调查的数据中归纳出来的,他也有基本的理论依据。他的理论依据既包括心理学原理,也包括经济学原理。推广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就是他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他认为,由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转变反映了经济决定论之边际效用的递减:在经济匮乏的条件下经济因素容易起决定性作用,但随着匮乏的消失即物质财富的增长,其他因素(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和信念)形塑社会的作用会逐渐提高。换言之,在人们常常挨饿受冻的时候,自然会极为重视物质财富的增长。在温饱有保障的情况下,物质财富继续增长就不会再让人们有早先财富增长时的那种满足感了。正如你吃第一口冰淇淋时的满足感很高,但你继续吃,满足感就会递减。据英格尔哈特看,社会虽不是理性行动者,但从长远看它们很像是理性行动者。一个社会的发展一旦达到一定水平,则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和主观福利收益都趋于减少。这时生活的非经济方面,如寿命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就会不断上升。

英格尔哈特的研究成果给我们诸多启发,但他过于乐观地预计了现代化的后果,过于简单地判断了人类由物质主义转向后物质主义的超越。
首先,他似乎认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已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物质匮乏问题。他虽然也提到发达国家的人们开始重视环境保护,但没有认识到通过大量使用矿物资源而带来的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是具有极大破坏力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快速的物质财富增长是违背自然规律的。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地球生物圈的损坏和气候变化,人类未来不仅可能重新陷入物质匮乏,还可能陷入空前的灾难。可见,他所强调的被现代化所解决了的生存安全问题非但未被解决,而且正以新的、更可怕的形态呈现于人类眼前。实际上,现代化在带来空前的物质繁荣的同时,也导致了空前的生存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全球生态崩溃和核战争的危险。
其次,他没有意识到,物质主义同样是一种对人生意义的理解,而且这种关于人生意义的理解得到了整个现代性理论体系的辩护,受到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支持,得到了现代媒体的广泛传播。以美国文化为典型的现代文化就是物质主义文化。物质主义者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我是追求人生意义和生活质量的。英格尔哈特的研究虽然也述及现代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策略和经济发展的变化,但根本未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更没有触及现代性思想的核心。资本主义社会是由商业精英和技术精英领导的社会。迄今为止,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仍是西方发达社会追求进步和改善的主要途径(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这样)。他自己也说: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变化呈现从生存性价值(survival values)向福利价值(the Well-being values)的转变。“换言之,主要转变是从与低(原文是斜体)水平经济发展相连的文化价值向与高(原文是斜体)水平经济发展相连的价值的转变”。正因为如此,他所界定的所谓后物质主义不过就是物质主义的新形态,而不是那种主张物质生活简朴非物质生活丰富的超越物质主义的价值观。
第三,英格尔哈特似乎也没有意识到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竞争和斗争仍然依赖于军事力量的增长。这一点,从西方反恐和“北约”对俄罗斯的制裁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军事力量的增长主要是物质力量的增长。即便在信息时代,单凭信息也无法战胜敌人。据中国军方人士看,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不仅与其GDP有关,还与其产业结构有关。能支持造航天飞机、航空母舰、大型飞机的GPD增长才能保障军事力量的增长。用一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的GDP只是“狗的屁”。美国是极其重视军事力量增长的。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老板们都会一如既往地用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保障其政治、经济优势。“冷战”后的国际竞争仍伴随着军备竞赛。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不甘受制于人的国家都会十分重视制造业的发展,以确保其国防力量。也正因为如此,英格尔哈特所说的由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转变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或只是表现于少数人的价值取向。

西方也有许多学者不同意英格尔哈特的结论。英格尔哈特的结论发表于上个世纪90年代。在同一年代,布热津斯基说,发达、富裕、民主社会的人们沉浸于物质丰饶中的纵欲无度。迈耶斯在2000年出版的《美国悖论:丰饶时代的精神饥饿》一书中写道:“我们思考过1960年以来我们文化生活中四大引人注目的趋势:性革命、婚姻衰落、儿童福利减少以及暴力的长期增加和暂时减少。而这些趋势都与第五大趋势相一致:明显高涨的物质主义与物质丰饶。我们越来越希望拥有更多财富。”“如果有人问:钱能买到幸福吗?很少人会肯定回答。但若换个问法:更多一点钱将使你更幸福一点吗?我们很多人都会一边傻笑一边点头”。詹姆斯·A.罗伯茨在其2011年出版的书Why We Spend Money We Dont Have in Search of Happiness We Cant Buy(中文版《幸福为什么买不到》)中说:“物质财富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人试图通过获取物质财富来寻求幸福和满足。当然,并非所有美国人都具有相同的物质倾向,但总体来说,我们是一个物质主义的民族。”罗伯茨还说:“在过去的50年里,物质主义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他的结论也立足于社会调查,“在2010年的调查中,77%的大一新生认为,‘财务上非常宽裕’对于他们至关重要或非常重要,‘财务上非常宽裕’的重要性超过其他任何一个人生目标”。问卷中列出的其他人生目标包括“成为某个领域的权威”“养家糊口”“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参加环保行为,保护环境”和“建立有意义的人生哲学”。2010年的大一学生显然成长于远比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更加富足的年代,但他们并没有因为衣食无忧而超越了物质主义。
所谓的后物质主义只是物质主义在新时代的不同表现。
当然,英格尔哈特承认后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延续,后现代性来源于现代性。在我们看来,由美国和欧洲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实质没有变,即它的精神气质——物质主义和独断理性主义——没有变,它的基本制度框架——资本主义加民主法治——没有变,主流生产—生活方式——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没有变,尽管技术在不断创新,生活时尚也在不断改变。
物质主义价值导向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是现代工业文明的要害。物质主义就是现代工业文明之人文精神的一个向度。超越这个向度绝不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自然结果,绝不是“边际效用递减”的当然后果。超越物质主义需要经历一次文明的革命。这场文明的革命就将表现为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革命。生态文明是远比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更能得以清晰刻画的未来愿景。建设生态文明不是建设一个人间天堂,其直接目的是走出现代工业文明所导致的深重危机,谋求人类文明的可持续性。
五、生态文明建设所呼唤的人文精神
我们也必须承认,生态文明将继承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辨析可被生态文明批判继承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思想任务。如果我们仍粗略地把文明等同于广义的文化,进而认为文明主要有三个向度——器物、制度和观念,那就不妨就这三个向度去分析生态文明将会扬弃工业文明的哪些东西,继承工业文明的哪些东西。

文明之器物维度反映着人类所创造的技术水平。现代工业文明的技术无疑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水平。但恰是高水平的技术与工业文明领导阶级的征服性野心相结合,才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气候变化和核战争的危险。工业文明之技术发展方向值得警惕,令人担忧。近几十年来高新技术发展又表现了新的可怕的应用后果:如用生物技术增强人类的可能后果,智能化机器发展的后果。人类一味发展征服性技术极有可能毁灭人类自己!著名科学家霍金已发出这样的警告:人类亟需一记当头棒喝,亟需纠正的缺陷就是其侵略性。面对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人类必须在器物和技术维度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放弃征服自然的野心,保护地球、维护生态健康、保障人类安全应是生态文明时代技术创新的最终目标。放弃了征服自然的野心,有了保护地球的爱心,则工业文明的许多技术都可以被生态文明所继承、使用。其中的数字化技术或信息技术或可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巨大贡献。
不管现代工业文明之早期发展如何充满血腥和暴力,它在制度层面所创设且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是生态文明所必须继承的。只是我们不能认为“市场经济加民主法治”的制度框架是固定不变的,更不能认为,只要有了这个制度框架,不管人们信仰什么、追求什么,都可以长治久安。实际上,市场经济是必须严加管制的。为建设生态文明,我们不仅要探讨碳交易、污染权交易、生态补偿制度所可能起到的保护环境的作用,还要探讨如何用生态规律去约束人们的经济自由。例如,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奢侈消费是有钱人的权利或自由。现有制度甚至激励人们奢侈消费,因为奢侈消费能拉动经济增长。我有钱,所以,我可以拥有私人飞机,我的个人排放可以是平常人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我的消费越奢侈,我对社会繁荣的贡献越大。在未来的生态文明中,应依法限制富人们的奢侈消费;否则,地球生态系统会在70亿人的奢侈攀比中趋于崩溃。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批判现代观念的哪些错误,必须确立何种人文精神?回答这一问题是本文的核心任务。
现代工业文明的指导思想就是现代性思想。物质主义是现代性思想的要害,物质主义价值导向是现代性的致命错误,而独断理性主义的世界观(或自然观)和知识论(或科学观)则是现代性思想的基石,是现代工业文明以征服自然的方式谋求发展和进步的精神支柱。人们为什么在“大量排放”导致了严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的今天仍不能割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就因为多数人仍信持物质主义和独断理性主义。物质主义者告诉人们:有豪宅和豪车的生活才是好生活。独断理性主义者则告诉人们:科技创新能确保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能让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
物质主义显然是十分粗鄙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失去了以独断理性主义为基石的现代性思想体系的支持,它就自然会失去魅力。笔者多年的思想努力都集中于对独断理性主义的批判。恰是独断理性主义支持了物质主义价值观,支持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当今日的生态主义者大声疾呼人类已陷入深重的生态危机时,独断理性主义者会说:你们太大惊小怪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都只是人类文明发展中遭遇的暂时困难,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创新,这些困难都可以克服。然而,20世纪的新科学和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新哲学已越来越清晰地表明了独断理性主义的荒谬。
生态文明建设所呼唤的人文精神必须是超越了物质主义的精神,而超越物质主义要求人们清晰地认识到人类幸福和进步不需要物质财富的无止境增长,大自然不容许几十亿人继续“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物质简朴(相对的)而精神丰富的生活才是大自然容许的正确选择。
统一科学论是独断理性主义所内蕴的一个信念。20世纪的科学史和哲学探究都能表明,统一科学论是不能成立的。这意味着人类中的任何一个个人或团体(包括政党和科学家共同体)都不可能发现和建构一个囊括一切真理(或客观知识)且排除一切谬误的逻辑一致的信念体系。柏拉图主义体系不行,基督教神学体系不行,佛学体系不行,伊斯兰神学体系不行…… 现代科学体系也不行。任何一个思想体系都只从特定视角发现了一些真知灼见,而不可能囊括一切真知灼见。既然如此,生态文明建设所呼唤的人文精神就不可能是一个逻辑一致的、统一的信仰体系。生态文明要求人们超越物质主义,但按照何种宗教信仰或思想传统超越物质主义,可由人们自己选择。中国的儒释道三家都是超越物质主义的精神路径。三家中的儒家最重视物质财富,但儒家也绝不认为物质财富的增长可以成为个人的终极关怀和社会改善的根本途径。儒家始终只把财富看作平治天下和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而不像现代性激励人们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大学》有言:“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儒家所指示的精神超越是一种内向超越。儒家激励人们“向内用力”,其终极关怀是成圣。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儒家内向超越的人文精神特别值得弘扬
超越物质主义,只把物质财富用作生活的必要工具,而不把它当作标识人生成功和卓越的标志;在追求物质财富时知足,而把无限追求转向非物质生活领域;永不止息地进行人生意义和生活艺术的创新,而不是只重视技术创新、营销创新、制度创新等;不仅尊重每个人的权利,还尊重地球上每一个非人物种的生存权;不仅向贤人学习,还向大自然学习。这就是生态文明建设所呼唤的人文精神。不妨把这种精神叫做生态主义的精神。


生态主义有望成为各种合理的宗教和哲学的重叠共识。中国的儒释道三家都讲求“天人合一”,都反对过分追求物质财富,从而皆赞同生态主义。印度教也讲求“天人合一”,从而也赞同生态主义。基督教或许是最难以与生态主义相容的,但面对深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西方一些神学家正在对基督教神学进行生态主义的改造。罗马教皇弗朗西斯(Pope Francis)于20153月发布的呼吁环保的长篇教谕或可视为天主教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天主教已吸纳了生态主义。
当然,现代性仍居于主导地位,生态主义精神处处受到抵制。但大自然会不断警示人们,迫使人们戒掉物质主义“毒瘾”,接受生态主义精神,并按不同的超越路径去追求真正值得过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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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作者:卢风,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