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是别人“厉害了”

这回是别人“厉害了”

——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30周年回顾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对于出版业的同事来说,这套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丛书,当然是一项值得称道的成就,而这项成就的取得,也当然要归功于他们堪称罕见的耐力,归功于他们对于学术的高度热忱。三十年来,这套丛书历经了先后五任的社领导,也一直背负着相当的财务负担,可是这些出版人不光是矢志不移,而且还越干越带劲越干越投入了。也正是因此,在这个创办三十周年的日子里,从我这边最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些出版人都比我本人更兴奋。就冲这一点,我们就应当首先祝贺他们。——正像我以前打过的比方:你刚把一杯咖啡给端起来时,那意味着大概你只是想要提提神;而如果把它静静地端上两个小时,那大概意味着你为什么事情出了神;可要是你把它一动不动地端上三十年,那么,就连你自己都已经修炼成为文物了!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进一步说,这项成功的获得,还要归功于它的规模同样庞大的译者队伍。学术翻译本来就不轻松,本来就属于为人作嫁的功德,更不要说到了这个错乱的当下,再差劲的学术写作都能申报成果,而再优秀的学术翻译又都不能。可即使这样,我们如果屈指算来,还是有前后不下200位的译者,共同支撑起了它的180多个选题。在这个意义上,大陆的学者既为数众多,又不怕吃苦,这应属于我们最大的比较优势。

   

  与此相联,如此卷帙浩繁、而且内容深奥的丛书,也只有当它背靠一个为数巨大、而且底蕴深厚的语言共同体时,才有可能指望它的成功。事实上,只要同台湾的出版业一比,看看那边的读者群是多么狭小,而学术阅读的范围也是多么狭小,以至于那边的学术出版业,也曾被我形容为“有自由而无空间”,那么就可以反过来想象,我们所有幸背靠的这些海量读者,会怎样丰厚地滋养这边的出版业。

 

  又因为这样,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体会到,这种成功的获得,更要仰仗广大读者对于学术的热爱,以及,我们经由这种热爱又可以看出来的,他们对于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抱持着怎样的好奇、关切或焦虑。在这个意义上,这才是这套书的强大民意基础,也就是说,这些读者是把手中的钞票,无形中当作了选票,在他们有权选择的图书市场上,向我们的出版项目投了赞成票。

 

  当然,更加须臾离也不开的,还是这套丛书的原作者们,也即海外汉学的同行们,我们特别请来了其中的几位代表,以便当场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这一层感激之情,其实我早在20多年前,也就是早在1997年,就已在哈佛的费正清中心表达过,还是当着史华兹教授的面:“不管你们的具体论点能否被最终接受,你们都以无可辩驳的学术量,帮我们维护着学术研究的尊严,并以此吸引回来了一部分读者。”

 

  而更加重要的,也是从更加宏观、也是更加隐秘的角度看,这套书的大获成功,又决定性地得益于中国的持续开放。耐人寻味的是,只需稍加对比就不难发现,正是这套不捐细流的丛书才证明了,中国读者在心态的开放上,反而超过了既号称享有自由、又号称重视翻译的日本人。——“当我把译介工作拓展到日本研究以后,又首先选定了50种这方面的公认名著,然后就到日本的图书馆去进行查找,却发现日本人竟然只翻译了这些书中的寥寥数种,不过在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间。所以相比起来,也许有点出乎西方观察家的意料,倒是中国人在更加心态开放地,更加心胸开阔地,对待产生于他们国家东亚系里的那些学术成果。”

 

  至于我个人所做的工作,即使不能说是微不足道的,也总算是积下了一点业绩,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功德无量”的,尽管我也常会听到这样的谬奖,可我对此从来都不敢领教。——毕竟,我本人也是志不在此,否则的话,作为一位同样在从事研究的学者,我也不过就是在“狐假虎威”了,也就是说,在座的汉学家才是真正的老虎,而我本人则只是装模作样的狐狸。

 

  我这么说,是因为已然悲壮地意识到,算来算去,也只有我们这代人才最是命苦。——由于几乎是从精神废墟中起步的,我就曾把这代人所肩负的文化使命,概括成了“译百家书,成一家言”八个字。也就是说,这是要把“从鸠摩罗什到王阳明”的千年消化历程,压缩到短短一代的学术生命中去完成;而且,“不管这样的使命多么艰难,它对我们还显得特别紧迫,因为只要不能完成这个使命,就无法思想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我们也就终会有负于自己的时代。”

 

  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尽管身在出版业的那些朋友,是有充足的理由来进行庆祝,并且接受我们诚挚的敬意,可另一方面,一旦谈到身在学界的我们自己,却不能只因为引进了别人的研究,就可以同样有理由沾沾自喜地庆祝。要知道,我们此生的工作是成是败,还远在“未定之天”,还要取决于我们的接续努力,或者根本就不努力。而且,说到黯然神伤之处,其实正是这套书的成功,才更向我本人提示了岁月的流逝。——无论什么人,哪怕他再是铁打的,哪怕他再注意保养,只要他能把一套丛书主编了三十个年头,那么,就算他还没有垂垂老矣,也总归已经是老之将至了。

 

  接着这个话题来发挥。也只有从这个角度观察,才能看出这套书对于我们的真实意义。事实上,那意义并不在于成功,而只在于一种激发,一种警醒,甚至是一种挑战。甚至于,正因为这些引进的汉学著作,白纸黑字地演示了海外同行的水准与原创,就反而使我们的任务显得更加艰巨了,——既然我们的任何可以预期的成果,都只有在国学与汉学的并长争高中,才能被真正令人满意地创造出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就千万别再乱讲什么“厉害了”、“厉害了”。恰恰是摆在面前的这套书,最能证明我们并没有那么“厉害”,而“厉害”的其实是人家。——照此说来,我们如果真想“厉害”一点,就必须在认真阅读这套丛书的同时,再冷静客观地找出自己的差距,并且毫不讳疾忌医地展开新一轮的学习。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先要知道这些严肃的学术著作,都是在什么样的学术环境下,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下,什么样的学术纪律下,才顺理成章地能被生产出来的。

 

  比如,如果真心想要“厉害”一点,那么,我们对于自己祖国的学术研究,就至少要跟国外的同行旗鼓相当。也就是说,在我们自己的学术活动中,也需要同样的细致绵密,同样的角度新颖,而且为了达到这一点,就需要同样去展开真刀真枪的、却又充满善意的学术批评。

 

  再如,如果真心想要“厉害”一点,那么,我们就要从这套丛书更上一层,另起炉灶地创办一个《中国研究文摘》来,以便及时反映更加新颖的、以论文为发表形式的成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借此更要跟国际上的同行,展现更加即时的对话意识,让彼此独立做出的学术研究,又都能打从初始阶段,就能考虑到对方的问题意识。

 

  又如,如果真心想要“厉害”一点,那么,我们就不仅要在中国研究方面,企望做到跟国际同行们并驾齐驱,更重要的是,也应当在今后去努力争取——至少不能泯灭这样的企图心——即使在美国研究、乃至西方研究方面,也能够跟他们并驾齐驱,也就是说,能够让美国同行也把我们对他们国家的研究,就像我们今天所做的那样,也真能当作必须参考的、舍此就不能获得突破的成果。

 

  又如,如果真心想要“厉害”一点,那么,我们就必须除了对中国和美国之外,还对世界上的所有其他地区,特别是目前被称作“一带一路”的地区,都展开同等规模与水准的学术研究。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划分中了解到,我们眼下引进的这些中国研究成果,在美国那边正属于“地区研究”的范畴,而且也不过就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又如,如果真心想要“厉害”一点,那么,即使是面对着国际上的战略对手,我们也不光需要智库式的短期对策研究,还更需要学院式的长远学术研究。而既然如此,我们就需要不亚于美国的学术资源,尤其是需要不劣于它的资源分布方式,同样地,我们就需要不亚于美国的学术自主,而不能样样都听从长官意志的摆布。

 

  又如,如果真心想要“厉害”一点,那么,我们就不仅需要知道必须向文科加大投入,还必须知道怎样去内行地进行这种投入。而反过来说,如果还是像我们现在这样,不断地用社科基金这样的官方资源,去强化国家的意志和收编学者的思想,那么这样的投入其实是越多就越糟,就越会捆绑住学者的手足。

   

  又如,如果真心想要“厉害”一点,那么,在国内的同行之间,就要像国外同行所做的那样,必须去密切相互间的切磋交流,而不能既坚持不读同行出版的新作,而且还认为自己的这种充耳不闻,并不是自己的、反倒是作者的耻辱;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一旦为校园里请来了讲演者,就觉得那只是为年轻的同学们请的,而自己早已到了无需再听的程度。

 

  又如,如果真心想要“厉害”一点,那么,我们就不光是需要灵活的学科建制,而非样样都必须纳入僵化的学科代码,以便让学科的发展能及时跟上社会的需求,而且,我们还更需要让所有的这些学科,包括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都进行交叉和互补的交流,以便让我们对于整个这个地区的把握,可以像美国那边的“地区研究”一样,建立在多学科的交叉、立体认知之上。

 

  又如,如果真心想要“厉害”一点,那么,我们就必须努力去争取让我们的中文,对于国外同行不再只意味着一种“材料语言”,就像我们自己也可以去通晓藏语、满语或突厥语,但却不会有人用那样的材料语言,去公开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从两个方面去把握平衡,就像我以前在阐述《中国学术》的办刊目标时,曾经反复就此强调的那样:“它一方面希望‘力争中文成为国际学术的工作语言’,反对不分青红皂白统统不给汉语学术成果打分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吁求‘提升我国人文及社科的研究水准’,反对把自己的被动局面统统归咎于别人的偏见和歧视。”

 

  又如,如果真心想要“厉害”一点,那么,我们就需要让自家做出的“理论创新”,也能转过来辐射到其他研究领域中去;或者说,就像我的老友裴宜理所指出的,争取把中国研究变成理论生产的“出超”领域:“照我看来,我们的学术灵魂到底能否得救,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能否完成此种创新。这是因为:首先,它更能提醒在理论思维和经验事实上的某种小心翼翼的平衡,而不是仅仅修补舶来研究范式的千疮百空的篱笆;其次,它更能突出本国传统资源的能动作用,而不是片面强调外缘文化模式的解释功能;再说,尤为重要的是,它可以扩散这种研究在世界范围的辐射效应,而不是白白把它的贡献和意义局限于中国一隅。”

 

  最后再说个笑话。即使把这些全都给做到了,我还是不怎么敢确定,我们就真能算得上怎么“厉害了”,也不过就是平平常常吧?。事实上,尤其在最近一段时间,大概是由于受到了恶刺激,只要听到有谁在讲什么“厉害了”、“厉害了”,我就会由这样的句式,想起《西游记》的一个情节,书中的小妖一旦逃回洞中,总是会气急败坏地惊呼——“大王,祸事了,祸事了”!

 

                                                   

                                                             刘东

                                              20181019日拟于清华学堂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