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纪要(上) | “黑格尔与马克思”——中日哲学(线上)论坛·第三期

 

“黑格尔与马克思“

——中日哲学(线上)论坛·第三期

会议纪要

829日)

 

 导 语

 

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一直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理论课题。随着我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以对近代社会的剖析和扬弃为宗旨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又一次成为中、日等国思想家关注的焦点。围绕两者而衍生出来的主观性批判与客观性重建、市民社会与现代个人、国家与自由、实践与辩证法、世界历史与东方社会等经典问题,在面对有着东方社会传统和社会主义经验的东亚社会现实时,又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故而,值此黑格尔诞辰250周年之际,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于2020829-830日联合多位日方资深学者以“黑格尔与马克思”为主题,举办了第三期中日哲学论坛,以期在国际化的学术平台上深入探讨两位思想家的理论渊源及其当代影响。


图|中方会场一览

 

本次论坛会期两天,共分9个时段。由于疫情阻隔,中日两国学者无法齐聚线下会场,但来自一桥大学、驹泽大学、京都大学、法政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仍然通过互联网设备聚会云端,围绕“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一论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会议对每位报告人都安排了评论人,坚持了“概念的严肃性”这一论坛传统。现将29日的会议情况报道如下。

 

在开幕式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韩立新和驹泽大学准教授明石英人分别致辞。韩立新教授首先代表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心向日方学者表达了关切与问候,随后他回顾和总结了前两期中日双方联合举办哲学论坛的宝贵经验,并向与会学者介绍了本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明石英人准教授在致辞中代表日方表达了对本次会议的祝愿,诚挚邀请中方学者于疫情结束后访学日本。明石准教授表示:日方赞赏和重视中日学者之间这种持久而稳定的学术交流,希望通过本次会议进一步推动双方常态化的学术合作,以期对中日两国的黑格尔与马克思思想研究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韩立新

 

明石英人

 

29日上午的会议由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蔺庆春主持。在会议第一时段,一桥大学社会学部荣誉教授平子友长做了题为《马克思的物象化、物化、异化——广松涉批判》的报告。

 

蔺庆春

 

日本学者广松涉认为,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时,用物象化论取代了《巴黎手稿》的异化论,前者考虑到了包含着交互主体性的社会联系,而后者只有某种孤立的主客体关系理论,而正是物象化论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思想的成熟。平子教授反对这一论断:首先,通过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的文本,平子教授给出了物象化-物化和异化的含义,并且指出异化和物象化-物化有着共同的逻辑框架:正是在物象化-物化的过程中,个体的社会关系以异己对象的形式,与个体疏远甚至独立于个体;就此而言,从个体活动的角度出发,个体的行动和对象都是异己的,因此物象化-物化可以被重新界定为异化。在此基础上,平子教授得出了对《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异化劳动”的新解释。他认为:“异化劳动”的概念在理论上已经预设了一个完全的物象化-物化的社会交往。因此,即便在《巴黎手稿》中,异化论也和物象化论密切相关。因此,马克思并未用物象化论取代异化论;异化和物象化,是相同社会结构中的不同方面。由此,平子教授明确批判了广松涉所提出的“异化论与物象化论不相容”的观点。随后,平子教授进一步指出,异化范畴在马克思那里具有特殊的含义:因为异化了的主体被认为有能力反抗造成异化的社会结构,因此与物象化论不同,异化论同时也是构造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主体的理论。因此,异化的概念也在资本主义制度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历史转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平子友长

 

清华大学教授韩立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晓魁对平子教授的报告进行了评议。韩立新教授支持平子教授对广松涉的批判,肯定了平子教授以《资本论》第三卷和《资本论》手稿为核心的“物化”概念研究,并指明这是平子教授物象化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同时,韩立新教授指出:广松涉所展开的“从异化论向物象化论的转化”之观点,似乎是以黑格尔左派的“自我异化”为原型的理论,它来源于黑格尔的“精神的自我异化”、鲍威尔的“自我意识的自我异化”和费尔巴哈(含赫斯和早期马克思)的“‘人’的自我异化”,而这与平子教授所主张的“异化”概念并不相同,因此平子教授的批判并未直接威胁广松涉的观点。对此,平子教授在回应时谈到:广松涉在构造“从异化论向物象化论的转化”这一观点时所涉及的“异化”概念与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异化”概念无关,广松涉的“异化”概念只能在基督教中找到原型,因此广松涉误解了马克思的“异化论”,他所谓马克思从“异化论转向物象化论”的观点亦不成立。

 

李晓魁

 

李晓魁则指出,“异化”现象出现在一切时代,不足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因此有必要从“异化论”推进到“物象化论”。同时,他询问平子教授如何看待当今现实生活中的异化现象;以及如果人们应当克服异化,又应当如何行为。对此,平子教授回应到: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如何克服异化,而在于人们应当在异化中获得陶冶与教化,从而成为“普遍性的个体”,这样一来,“异化”自然就会被克服。

 

陈浩

 

在评议后的讨论环节,清华大学哲学系陈浩副教授向平子教授提问。陈浩副教授指出,黑格尔的“精神”概念包罗万象,因此可以从中推导出“社会关系”这一理论维度;但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的“精神”概念,如此一来,从单独的“异化劳动”出发似乎推导不出“社会关系”,那么马克思在“异化论”中如何引入“社会关系”就颇有疑问了。对此,平子教授指出,过往有一种对《第一手稿》的流俗理解,即将“异化劳动”的对象理解为特定的某物,将“异化劳动”自身理解为低水平的雇佣劳动,但实际上,在《第一手稿》中,“异化劳动”的对象乃是凝结了社会关系的商品,而“异化劳动”又总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进行,因此“异化论”本身就是和“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

 

崔琳菲

 

在会议第二时段,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崔琳菲做了题为《望月清司对<费尔巴哈>章的解读及其意义》的报告。在报告中,崔琳菲重构了望月清司的论证。她认为,望月清司由对《费尔巴哈》章的分担问题研究中见微知著,在巴加图利亚、广松涉等人的基础上拓展出其对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的独特认知,在学术研究的思想深度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启示意义。这之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小束手稿{3}{4}为代表的内容实质上诠释了从“家庭起源论”开始的、带有不平等起源的“恶”的私有制之历史进程,但手稿第40页以后的内容却从生产力发展至最终形成了世界市场的“大工业”这一角度诠释未来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在望月清司看来,这两种思路差异的一部分原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Mensch)”和“异化(Entfremdung)”有着不同的理解:前者在生产交往的视域下讨论克服青年黑格尔的“人”之路径,后者则体现了“经验的、肉体的”“孤立”人——虽然这种对人的本质理解被广松涉赞扬为通向共产主义的现实路径,但望月清司认为这是一种非现实的人学观。正是因为存在这种理解的差异,导致了费尔巴哈章内部产生了对分工的两种态度。通过这些细节,读者更易透视望月清司所指出的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途径——黑格尔异化理论的具体化。

崔琳菲的报告由一桥大学荣誉教授平子友长教授进行评议。平子教授首先指出,在望月清司(以及广松涉)研究“分担问题”的年代,新MEGA I/5卷尚未出版,但是在新MEGA I/5卷已经出版的今天,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应当尊重新MEGA I/5卷提供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如此就不难发现,在《费尔巴哈》章中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分担问题”。其次,平子教授认为,倘若强行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区分开,那么获得的理论就将如望月清司的所谓“马克思历史理论”那样,忽视对私有制的“恶”的反抗。同时,平子教授主张,马克思在包括《资本论》的后期作品中提到的“联合”并不必然预设“世界范围内普遍的交往”,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在严格区分二人思想的同时,完整理解所谓的马克思本人的“联合”概念。最后,平子教授认为,望月清司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解释模式更接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径。

 

针对平子教授的问题,崔琳菲回应说,她同意平子教授的部分论点,但是她认为,“分担问题”不应被视为研究目的,而应是研究唯物史观的手段,否则会遗漏很多重要的内容和细节。同时,望月清司并非忽视私有制的否定性层面,甚至于“美化”资本主义,不过望月清司对实现共产主义的方式确实与更激进者有着本质区别。

 

在自由讨论环节,陈浩副教授指出:平子教授在评议中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普遍个人”需要“普遍的世界交往”作为条件,而《资本论》中的“普遍个人”则不要求此种条件。据此陈浩副教授提问说,何以两个相似的理论表述会有不同的意义?对此,平子教授回应到:尽管《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恩之间合作的成熟(因此两人之间并无分歧),但是彼时马克思的论点尚未成熟,因此同样的理论术语就很有可能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意义。

 

最后,韩立新教授就第二场报告的讨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肯定了望月清司工作的理论价值,并且认为望月清司与广松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MEGA I/5并无太大差别。针对望月清司在阐述“分工发展史论”和“所有形态史论”时没有以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剥削为核心展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做法,韩立新教授认为,这是望月清司的阐述策略,而他支持望月清司的这一策略。

 

 

29日下午的会议由驹泽大学哲学系准教授明石英人主持。驹泽大学非常勤讲师泷口清荣在第三时段做了题为《同时代史中的黑格尔国家理论——1817-1818年法哲学讲义与“君主立宪制”的主导动机》的报告。在报告中,泷口清荣将黑格尔的国家理论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意在表明黑格尔的“君主立宪制”观点乃是对现实政治事务的回应,而黑格尔自身的诸多观点,也受到以贡斯当为代表的法兰西立宪主义的影响(包括君主权与行政权的区分、君主权力的中立性和议会的公开性、舆论与言论的自由等观点)。而针对伊尔廷(Karl -Heinz Ilting)主张的黑格尔为了适应“卡尔巴斯德决议”后的普鲁士政治氛围而使《法哲学原理》表达的思想变得更为保守的观点,泷口清荣指出即便是在“卡尔斯巴德决议”之后出版的《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也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在1817-1818年法哲学讲义中就已经坚持的观点(包括君主权与行政权的区分、责任制内阁和关于议会、言论和出版自由,等等),这些观点中的某些部分也许在今天的眼光下显得有些保守,但在当时普鲁士王国,已然属于进步的观点。与此同时,泷口清荣认为,黑格尔意识到了官僚机构的危险性,因此黑格尔设计的内阁并非总理大臣的一言堂,而是实施合议制的政治机构。此外,在黑格尔那里,看似保守的“爱国心”同样也是一种现代观念。最后,泷口清荣指出,黑格尔的国家观并非被理念桎梏的封闭体系,而是试图在对历史的回应中,寻求历史归宿的尝试;换而言之,黑格尔国家观的初心——既想保持个人领域不受普遍意志侵犯,又想防止个体因为过度的任性从而瓦解普遍领域——毫无疑问受到德法政治实践的影响(德法都亟需将普遍领域从个人领域中分离出来,并重建普遍领域),并且仍向具体的政治实践开放。


 泷口清荣

 

泷口清荣的报告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王淑娟助理教授和梁燕晓博士担任评议人,二人均高度评价了泷口清荣的报告,并提出了各自的问题。王淑娟指出,尽管黑格尔受到了贡斯当等人的影响,但是诸如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和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仍然可以指责黑格尔是“自由的背叛者”:贡斯当曾经指责卢梭以“公意”的名义赋予国家过多的权力,以致于个体权利无法得到充分维护;虽然黑格尔同样也是卢梭的批评者,但在“普遍意志”这一问题上,他比卢梭走得更远、更激进,因此黑格尔似乎也无法回避贡斯当的指责。

 

王淑娟

 


梁燕晓

梁燕晓博士指出,《法哲学原理》与“法哲学讲义”是否存在区别在学界有着各种观点,他希望知道泷口先生的看法。其次,梁燕晓博士提出黑格尔其实简化了贡斯当的君主立宪制构想,因此将黑格尔的“君主立宪制”等同于贡斯当的“君主立宪制”并不是毫无问题。最后,梁燕晓博士指出,泷口清荣认为黑格尔是借助中立性的君主权来调和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但是实际上,黑格尔也在市民社会中准备了使个体上升到普遍性的“梯子”,梁燕晓博士对泷口清荣未提及这一点表示困惑。

 

针对王淑娟的提问,泷口清荣回应说,黑格尔与卢梭之间的理论关系复杂微妙,简单地将他们并列在一起恐怕并不合适。首先,卢梭的“公意”概念与黑格尔的“普遍意志”概念就存在差别,而黑格尔正是用他的“普遍意志”概念批评卢梭的“公意”概念,因此黑格尔不一定无法回避贡斯当对卢梭的批判。其次,费希特对卢梭的接受影响了黑格尔对卢梭的理解,而青年黑格尔在克服费希特这一问题上用功甚多,因此,倘若不讨论费希特与卢梭的理论关系,黑格尔与卢梭的理论关系也难以厘清。

 

针对梁燕晓博士的三个问题,泷口清荣也一一加以回应。针对第一个问题,泷口清荣认为,法哲学讲义和《法哲学原理》表达的思想并无根本区别,路德维希·希普(Ludwig Siep)从西欧立宪主义的立场出发,也肯定讲义和出版文本之间在思想上的一致性。同时,泷口先生指出,认为讲义与出版文本之间存在差别的观点,得不到文献学研究的支持;通过文献学研究,我们至多可以说讲义与出版文本强调的重点各不相同。针对第二个问题,泷口先生认为,贡斯当与黑格尔之间的差别在于,贡斯当主张市民自由先于国家权威,而黑格尔主张市民自由与国家的实体性自由同时并举,但是贡斯当与黑格尔之间的差别并不影响将二者的君主立宪制思想放在一起讨论。针对最后一个问题,泷口先生同意梁燕晓博士的观点,即黑格尔在市民社会中设置了教化的“梯子”,但是限于问题的范围,他并未提及这一点,不过他在别的文章中对此有所讨论。

 

会议第四时段的报告人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王贵贤副教授,她报告的题目是《契约论批判: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王贵贤副教授指出,契约论的核心观点在于通过“公意”为国家的合法性提供有效辩护,但黑格尔通过对“任性”和“意志”、“共同意志”和“普遍意志”的区分限定了它的适用范围,即它能够为市民社会中主体活动提供辩护,但不能证成国家的合法性,因为他的有机国家论的理论基础统一了普遍的实体性的客观自由和基于个人知识及其所追求特殊目的的主观自由。不过,王贵贤副教授进一步指出,黑格尔对契约论的批判是不彻底的甚至是错误的,而马克思对契约论的批判是彻底的,他一方面论证了基于契约论的国家本质上是“虚幻的共同体”,另一方面证明了以契约论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仍然是人的异化和不平等的根源。因此,王贵贤副教授认为,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和超越既为唯物史观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基础,也为它确定了理论出发点,即“社会的人类”或“现实的个人”。

 

王贵贤

 王贵贤副教授的报告由驹泽大学非常勤讲师泷口清荣与法政大学博士研究生服部悠担任评议人。泷口清荣在评议中指出了一些文本和表述的问题,譬如康德是否是在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意义上使用“civil society”这一术语的。对于这些问题,王贵贤副教授和泷口清荣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此外,泷口清荣还指出,黑格尔对契约论的理解受到费希特的影响,因此他建议王贵贤副教授在探讨黑格尔的契约论批判时考虑费希特的贡献。服部悠指出,在王贵贤老师的报告中,马克思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的个体”这一理论术语——作为抽象的、孤立的环节,或者作为现实的人。因此,服部悠的问题就在于,马克思何以能用同一理论术语表达不同的含义。对此,王贵贤副教授的回应是,“抽象、孤立的环节”是市民社会中个体的自我认知,是虚幻不实的意识形态,但事实上,市民社会中的个体却是“现实的人”,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个体”这一理论术语的使用要兼顾以上两个方面。

 

在自由讨论环节,陈浩副教授提出,康德那里是否存在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区分需要慎重考虑。韩立新教授则认为,马克思的契约论批判是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有直接联系这一点本身似乎就存在争议。

 

王俊博

 第五时段的报告人是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王俊博副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马克思是如何重写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之“序言”的文本分析》。王俊博副教授在报告中认为,费希特用“存在”与“意识”的同一哲学揭示了个体与伦理实体的分裂,而黑格尔则试图用伦理实体的理念来解决这种分裂。然而,王俊博副教授随后指出,因为伦理理念的实现是在国家而非市民社会中,因此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外在动力论,而马克思以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为中介,将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原则改造成了“生产力”概念,将普遍性原则改造成了“生产关系”概念,如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才是市民社会内部的动力因。由此,马克思就构造了“市民社会一般→特殊的市民社会(近代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总体(市民社会的历史)”的理论逻辑,并重写与超越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不过,王俊博副教授认为,马克思在序言中仍然遵循着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逻辑,因此仍然局限于黑格尔的西欧中心主义视野。

 

王俊博副教授的报告由驹泽大学准教授明石英人和柏林自由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池田透评议。池田透首先称赞了报告的理论野心,然后针对报告提出了问题。他指出,用费希特“存在-意识”的框架来理解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似乎并不合适,因为在费希特那里,“存在-意识”是分裂的,但在黑格尔那里,伦理实体则是一个统一体。而明石准教授则首先指出,报告中用亚里士多德“形式-质料”类比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但这并不准确,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是互补的,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同时,明石准教授认为,报告中认为生产关系比生产力更重要,但马克思在《大纲》中明确表明工人和生产力更为根本。此外,明石准教授主张,马克思早年对李斯特评价非常之低,何以报告要强调李斯特的作用。最后,明石准教授不同意王俊博副教授将马克思判定为西欧中心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在晚年试图通过致力于研究各种形式的共同体来克服西欧中心主义。

 

针对上述评议,王俊博副教授首先表示,他在研究过程中也感受到问题的困难和深刻,报告中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针对池田透提出的问题,王俊博副教授回应到:意识总是个体性的,因此费希特的意识对应于黑格尔市民社会中的个体,而存在对应于社会或共同体,因此他才将费希特的“存在-意识”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放在一起讨论。随后,王俊博老师一一回应了明石准教授的问题。针对第一个问题,王俊博副教授表示,关于亚里士多德“形式-质料”与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类比确实值得仔细考虑。针对第二个问题,王俊博副教授认为马克思仍处于德国观念论的传统之下,而在德国观念论中,形式确实比质料重要,但王俊博副教授也同意的确需要更为细致地研读《大纲》。针对第三个问题,王俊博副教授在回应时谈到:恩格斯在一篇书评中对李斯特有较高的评价,而马克思思想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他早年对李斯特评价低并不代表他不能在后来改变他对李斯特的看法。针对最后一个问题,王俊博副教授表示,马克思对各种形式共同体的研究主要在晚年展开,在写作《大纲》的时候,他尚未克服西欧中心主义。

 

829日·中方与会人员合影

 

至此,829日的会议全部结束。在29日会议行进的整个过程中,中日双方与会学者围绕着黑格尔与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严肃讨论,进一步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在830日,研讨未止,交锋继续,敬请关注。


  文字 | 曾锦涛  

编辑 | 马语晨

 

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心

Center for Marx-Engels Literature Research, Tsinghua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