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纪要(下)| “黑格尔与马克思” ——中日哲学(线上)论坛·第三期

“黑格尔与马克思“

——中日哲学(线上)论坛·第三期

会议纪要

830日)

 

 

830日,第三期中日哲学线上论坛进入了第二天的议程,上午会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李晓魁助理研究员主持。

 

李晓魁

 

大河内泰树(日)

 

首先,来自京都大学的大河内泰树教授以“Polizei als Institution der Gouvernementalit?t.Ein ideengeschichtlicher Kontext des Hegelschen Begriff”(作为治理术之制度的福利行政——黑格尔概念的一个观念史语境)为题,将源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福利行政”(Polizei,或译为警察)概念置于福柯治理术的语境之中,对社会福利的历史源流与黑格尔福利行政概念的独特之处——同业公会进行了深入分析。大河内教授从近期全球新冠疫情爆发的时代背景出发,综合考察黑格尔国家学说中“福利行政”概念的意义。在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中,仍处于知性国家中的机构被称为“福利行政”,其被视为内部国家措施的化身,主要责任在于维护公民的福祉。米歇尔·福柯将这一维护公民福祉的强力形式称为治理术,这是一种出现于19世纪的新型权力形态,其源起可被追溯至早期基督教的牧领权力及德国福利行政学——后者以冯·贾斯蒂为主要代表。大河内教授重点对比了黑格尔和贾斯蒂“福利行政”认识的异同,并以此为基础,得以确认福柯“治理术”概念中缺失的一环。黑格尔主要关注市民社会中的经济问题,并由此否定了福利行政作为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作为补充,黑格尔将视线聚焦于同业公会——同业公会自下而上的集体自主自治模式和福利行政自上而下的强力结构形成互补关系。在黑格尔看来,同业公会是在现代社会分工基础上形成的法人团体,如《法哲学原理》中多次提到的那样,同业公会既享有行政权,同时也作为特定等级的代表而拥有立法权,协调着市民群体的特殊利益与国家的普遍利益。因此,同业公会作为黑格尔国家学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形塑了其理想的国家形态。同时立足于同业公会和福利行政两个基点,社团主义国家相较于中央集权的机械政府更具现实价值,而这一有机体国家将首先形成于德国。

 

陈浩

 

田毅松

大河内教授的报告由清华大学陈浩副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田毅松副教授担任评议人。陈浩副教授回顾并总结了大河内教授的报告,肯定其将福利行政概念进行思想史溯源的研究路径,并对大河内教授提出的、同业公会中存在着自下而上的治理向度这一观点表达了认同。之后,陈浩副教授就文中几个关键性问题展开提问。首先,本文将福利行政和同业公会视为两种对立互补的治理模式,而在现实中因政体之差别,福利行政的治理模式在各国、各个时期表现殊异、难以直接将其判定为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式。与此相似,黑格尔语境中的同业公会将受到国家的监督,因而也不是简单的自下而上的自治模式。其次,大河内教授在推导黑格尔的国家有机体学说时,主要依据是其中包含着的福利行政系统和同业公会,然而回归文本,同业公会+福利行政并不能简单地得到法团国家,必须将《法哲学原理》的国家章纳入考量。因此如何看待从治理模式视角切入,理解福利行政与国家章的关系也是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此外,大河内教授在开头指出福利行政治理模式的部分缺陷,但在文中并未就此进行具体的论述,主要通过说明同业公会对个人自由的保障而间接指出福利行政模式限制了自由,将问题焦点从福利转向自由。

 

田毅松副教授则基于对福柯治理术中道德、经济和政治三重结构的认识指出,同业公会与治理术之间并无关联。福柯在构建其治理术时,追求的更多是“执政的艺术”,通过经济理性的知识管理现代国家,对个人的管理与牧羊并无太大不同,这和黑格尔对国家体系内的个人认识截然相反。因此,田毅松副教授就福柯治理术的适用范畴提出了疑问,并同时对本文中频繁出现的“自由”概念的意思和对象提出疑问。

 

由于时间所限,大河内教授简单回应了两位评议人的问题。首先,福柯治理术虽然确实表现为“统治的艺术”、带有经济理性的色彩,但这并不能否定其和同业公会之间存在关联,此处对治理术的理解值得进一步商榷。其次,大河内教授指出,本文的论域主要集中于市民社会的理论空间中,这一前置要求我们首先应当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联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再行分析,是本文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梁爽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梁爽讲师,他以“‘施蒂纳批判’在马克思新历史观建构中的作用——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分析”为题,以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为主要文本展开分析。在西方哲学史上,从早期古希腊哲学中关于“本质”(Wesen)的诸多探讨,到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理论跳跃,再到马克思将“本质”确定为现实的个体性,“本质”作为一个基础的哲学概念经历了从“普遍性”到“个体性”的演变,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这一思想史演进路径中的最后一环:马克思是如何形成他的“本质”观念的?梁爽认为,马克思的转变发生于他对施蒂纳的批判,并将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扬弃归类为五个维度:一是关于历史的起点,即从施蒂纳的“儿童、青年、成人”到马克思的“历史的诸因素”;二是关于历史的发展路径,即从施蒂纳的“古代人—近代人—我”到马克思的“历史诸因素在分工中的运动”;三是关于历史的内核与动力,即从施蒂纳的“独自性”到马克思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四是关于历史的运行机制,即从施蒂纳的“所有者”到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五是关于历史的归宿,即从施蒂纳的“唯一者”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如下图)

 

 综合而言,在从抽象的普遍性转化为现实的个体性的历史演变的最后一步中,马克思的理论路径表现为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手稿中的新历史观的建构路径:马克思从“历史的诸因素”出发,通过历史在分工的运动抽象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演绎出“市民社会”这个核心概念及其内在结构,最终把历史的归宿理解为人对异化了的交往形式的克服,即“共产主义”,这一历史观的形成路径同其主要批判对象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理论结构一一对应。这也同样能够回应另外几个困扰《德意志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问题:为什么“圣麦克斯”章手稿占了整个文献篇幅的三分之二,为什么“费尔巴哈”章手稿缺少对费尔巴哈的真正的系统批判等,其原因归根结底都是因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构正如其章节题目所示,更多产生自对施蒂纳的批判之中。

 

梁爽的报告由一桥大学荣誉教授岛崎隆和一桥大学博士研究生菊地贤担任评议人,一桥大学荣誉教授平子友长、清华大学教授韩立新、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田毅松等也参与讨论。岛崎隆教授指出,“本质”一词在哲学史中实际包含着两种意思,其一起源自亚里士多德“存在的东西”,作为静止客观的实体发挥其效果;其二则由黑格尔提出,赋予了“本质”以主动性,这与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理论突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本文作者更多地采取了后一种理解方式,但并未明确讨论“本质”的二重含义,这一点在文中可以适当加强,岛崎教授进而指出,可将文中的“本质”替换为“实体”,以此避免对“本质”概念的额外的讨论。其次,梁爽将“Verkehr”翻译为“communication”(中文为“交往”),这与日本学界的翻译习惯(“交通”)有所不同。“Verkehr”作为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常用的重要概念,其包含精神和物质两种类型,此处两种翻译方式是否代表了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田毅松副教授提出,“Verkehr”曾被马克思本人译为“commerce”,而在英译本马恩文集中,“Verkehr”则被译为“intercourse”,这些也可作为探讨交往概念时值得借鉴思考的内容。随着对交往问题探讨的逐步深入,岛崎教授进而将交往置于思想史的视角之中,赫斯、施蒂纳、马克思都频繁地使用了Verkehr一词,马克思的交往概念主要指商业行为;赫斯则以道德性交往为主,斯蒂纳的交往概念则具有社会科学性质,与马克思批判视域下的交往有所不同。从交往到交往形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章》的批判实际上主要是针对市民社会展开的,而非通常认识中的意识形态批判。菊地贤在其评论中同样就“Verkehr”翻译方式及其理解、作为经济关系的交往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在本场讨论的最后,一桥大学荣誉教授平子友长对马克思批判的背景——“施蒂纳热潮”做了简要介绍。诚然,施蒂纳的观点存在诸多问题,但其影响力在当时仍不可小觑,在施蒂纳的理论框架中,社会关系呈现为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施蒂纳理论的局限性。

 

田园

 830日下午的会议由北京林业大学的田园讲师主持。首先,来自驹泽大学的明石英人准教授以“市民社会の「教養」とヘーゲルマルクス”(市民社会的“教化”与黑格尔·马克思)为题,从马克思对《拉摩的侄儿》和《精神现象学》两书的认识入手,考察《精神现象学》理性章C和精神章B的关联性并对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谈及的“教化”概念进行综合分析。“论犹太人问题”的第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完整的政治国家的市民社会中宗教的自由和经营的自由作为人权共同获得承认。在这样的市民社会中作为人权的自由是“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的自由”。也就是“需求体系”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中的利己主义的自由,每个成员都把他人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来对待,在这个意义上对他人漠不关心。并且,市民社会中所谓自由的宗教活动,也是在生活过程中“同他人分离的表现”。在这样的生活过程中虽然每个人都处在社会关系中,但又在他人中看到自己自由的限制。以《拉摩的侄儿》为引子,明石准教授在报告中从历史事实和文本逻辑两个角度切入,对包括“国家权力”、“财富”在内的多个概念进行了还原式的解读。

 

王代月

 

黄志军

明石英人准教授的报告由清华大学王代月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黄志军副教授担任评议人,王代月副教授对本文的新颖视角表示充分肯定,并就其中几个问题和明石准教授讨论。首先,对本文关注的重点——“教化”一词,王代月副教授认为,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这个概念的使用与黑格尔有着明显不同,其对汉密尔顿的引用说明,早期的马克思仅在训练或教育意义上使用教化。现有的文本证据表明,马克思在1869年阅读了1865年版本的《拉摩的侄儿》,这让针对早期马克思“教化”概念的分析变得困难,在未获得更相关的文献学佐证之前,只能初步猜测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受到这部书的影响。其次,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的二元论是否完全来自于黑格尔?黑格尔并未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置于截然对立的位置上去,市民社会具备形式普遍性,而政治国家则代表了具体的普遍性的一端,两者的关系似乎较本文呈现的更为复杂。此外,王代月副教授还就本文将精神章和理性章比较分析的研究方式等问题同明石准教授交流看法。

 

黄志军副教授同样对本文针对“教化”概念的分析提出了疑问,他引用文中藤道夫的解释,即将黑格尔式的市民社会中的“财富和教化”与马克思相联系,把教化理解为能够具有在社会关系中把握自己的劳动的能力的方面。此处的教化已然兼具经济学色彩,因此是否能将对马克思教化思想的分析视域拓展至《巴黎手稿》乃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也同样涉及到王代月副教授提出的问题。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教化概念另一区别在于,相较于黑格尔将国家置于崇高的地位之上,在马克思的教化之中,国家的形象处于隐匿的状态。黑格尔认为“教化”是对特殊性“加以琢磨”的意识,即以国家和财富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为校准对个体的主观性和特殊性加以“雕琢”和塑造。一方面,黑格尔认为教化是自然存在的异化,个体必须要取得客观校准和现实性。另一方面,黑格尔认为语言是教化的现实。个体教化的过程是以分裂的意识为基础,除去“特殊性的棱角”,同时获得普遍性的过程。“但是自我的这种校准本身是虚妄的”,黑格尔通过这种自我意识的消极异化来阐明教化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冲突。

 

本次会议的最后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周阳讲师,他报告的题目是“Between Possibility and Actuality: The Encounter of Hegel, Schelling, Marx (and Engels)”。报告指出,通过“可能性”、“现实性”以及它们的不同组合形式“必然性”与“偶然性”,康德以来的德国观念论者搭建了解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理论框架,这是一个模态判断形式,它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对自身的反思,即思维对思维自身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关系的判断。青年马克思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探讨,也同样借助于这些模态概念,但不同于德国观念论者对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统一性的强调,青年马克思更强调思维与存在的矛盾,这也就是他们最初的唯物主义向度。在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论中,“偶然性”虽然关涉的是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反思(间接)关系,但却是可能性的“直接”实现,是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直接统一”,这种统一的根据不在“偶然性”自身中,“偶然性”本身就成为他者的“条件”,实现他者内在的“可能性”(“物象”)。从偶然性到必然性的发展采取了“条件”(Bedingung)—“物象”(Sache)—“活动”(T?tigkeit)的形式,在“活动”中,可能性与现实性,偶然性与必然性、思维与存在实现了“直接”的同一。与黑格尔不同,谢林要指认的是思维与存在的“断裂”。谢林认为,就其“不得不存在”而言,“存在”就是“必然”的、“现实”的,但这种“必然”却是“盲目”的;而就这种“盲目”而言,存在的这种“必然性”即“偶然性”。因此,谢林的“偶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无关,而仅仅与“存在”相关,相反,谢林的“可能性”也与“存在”无关,而仅仅与“思维”相关。“必然”的存在者无法展开自身,而“可能”的思维又没有实存,对于谢林来说,既能展开自身,又具有实存,同时又不受“必然性”与“可能性”这两者制约的,就是上帝,他能够将思维与存在这对无关联者关联于自身单一的、神秘的“人格性”之中。《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在反对谢林(及实证哲学)的神秘主义的同时,也没有放弃“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反思形式,但又不同于黑格尔,马克思突出了“偶然性”的重要性。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认为,“偶然性”所展示的不仅仅是思维与存在的间接关系,即思维自身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关系,“偶然性”也呈现了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间接”而非“直接”的关系,这是将思维自身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关系也作为一种关系来把握的“中介论”视角。在马克思看来,思维对自身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关系的判断,是取决于作为“中项”、“条件”的存在的,而这些“条件”就是“物象”,但这是“概念论”意义上的“物象”。 “概念论”中的“物象”和“本质论”意义上的“物象”不同,前者并不是思维与存在的直接转化、同一,就“概念论”中的“物象”而言,可能性与其实现“条件”之间并不是直接转化的,它涉及个体思维及其存在条件与他者思维及其存在条件之间的“中介”关系(这是一种伦理的维度),而这一“中介”也并不必然走向“同一”。

 

周阳

周阳的报告由京都大学大河内泰树教授、京都大学博士研究生久冨峻介担任评议人。大河内教授对报告的宏大视野与细致分析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提出了富有针对性的问题:如果如报告所分析的,就“条件”与“思想”的关系而言,那马克思《博士论文》中所呈现的与其说是唯物主义,不如说是“形而上学”实在论;如果这种“实在论”解释成立,那么《博士论文》的实在论在何种意义上能区别于晚期谢林的理论,又在何种意义上能与马克思自己后期的唯物主义相关联?作为日本黑格尔逻辑学研究专家,大河内教授指出,黑格尔更重视必然性而非偶然性,更重视“推理”而非“判断”;而作为日本研究欧美当代激进思想的理论家,大河内教授也补充了一些可供参考的研究思路,譬如新实在论者之一的加布里埃尔的“必然性的偶然性”等。久冨峻介的问题则是报告中所说的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唯物主义”的伦理维度或者说政治维度到底是指什么。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久冨峻介也想了解德国观念论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 

 

针对上述评议,周阳讲师坦言,诚如大河内教授所说,自己的研究深受思辨实在论影响,特别是受梅亚苏的“偶然性的必然性”的影响。至于实在论与唯物论的界分,周阳希望引入实践-中介来实现,这一中介视角是马克思在讨论“模态判断”(“概念判断”)中的“中项”、“条件”概念时发现的。通过实践—中介,马克思从“判断论”走向了“推理论”。周阳指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重要工作就是批判黑格尔的推理-中介论,特别是批判黑格尔探讨必然性的“必然推理”,黑格尔总是将“条件”化约为“思想”,马克思则指认了“条件”的历史性,就其“历史性”而言“条件”是不可化约的,这也是马克思后期唯物主义的重要参数。通过实践—中介,马克思也批判了谢林特别是实证哲学,他们用神秘主义的“人格”理论替代了中介论,更把这一“人格”与普鲁士君主联系在一起,《博士论文》的现实关切所指向的就是这种复辟主义思潮。马克思也总是在政治语境中“使用”德国观念论思想的,力图将“逻辑的政治”转变为“政治的逻辑”,这也就是周阳对久冨的回应。最后,周阳表示他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继续向大河内教授和诸位老师学习。 

 

在讨论阶段,岛崎隆教授向周阳提出两点建议:首先,本文对唯物论和实在论需要做出更为明确的区分;其次,文中建构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两者择一的模型是否完全符合黑格尔的思想也需要进一步商榷。岛崎教授进而向与会人员分享了他数十年学术研究经历中形成的一些思考,唯物主义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时究竟应该采用何种方式?换言之,今天的我们应当如何认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并以何种方式将其置于思想史研究的轴线之中,这是每一位学人都要在探索道路上不断自我反省的。

 

至此,30号的会议内容已全部结束,时长两天的中日哲学线上论坛也即将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在闭幕致辞环节,平子友长教授首先代表日方参会学者们对本次会议进给予了积极评价。自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大量学术活动因安全需要而无法正常开展,中国率先战胜疫情是对其他国家巨大的鼓舞,平子教授为中国恢复正常学术工作秩序而感到由衷欣喜。作为首次开展的跨国网络学术会议,平子教授对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两国学者克服诸多困难,通过网络会议的方式实现相互沟通,为下一阶段的学术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方学者通过论文翻译等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本次论坛的讨论效率,对此,平子教授期望能在未来延续这一良好习惯,并加强日方学者在论文翻译上的投入。中日哲学论坛已经完成了三期会议,两国学者已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学术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平子教授认为,可在未来逐步拓展讨论的范畴并提高整体的研究深度,从而在不仅限于黑格尔、马克思在内的广阔领域内促进学术交流、实现优势互补。在发言的最后,平子教授期待早日当面同中方学者交流分享自己的学术成果。

 

随后,清华大学陈浩副教授代表中方与会人员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作为第三次论坛,相较于前两次,本场论坛以线上方式开展,对技术-设备和与会人员的语言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参会学者和会务人员的一致努力之下,本次会议得以成功举办,期待第四期论坛能同日方学者相聚线下,共同分享,相互学习。岛崎隆教授、韩立新教授、明石英人准教授也在会议结束后向诸位与会人员表达了感谢。


中日双方与会学者合影(830日)

 

“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黑格尔和马克思作为跨时代的伟大哲人,他们的思想在今天仍闪耀着不熄的光芒,让无数学人追思向往。2020年恰逢黑格尔诞辰250周年、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清华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心以“黑格尔与马克思”为主题,举办了第三期中日哲学线上论坛。回顾过去两天的会议,共有来自十余所高校及单位的学者齐聚云端,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实现思想激荡,分享前沿话题。论坛在针对疫情安全形势做出适应性调整的同时,毫不放松对内容广度及思想深度的严格要求,为与会人员提供了自由发表与自由交流的平台,两国学者就学界关注的一系列前沿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在此,我们诚挚地感谢为本次论坛提供支持的机构及单位,感谢每一位关注论坛的老师和同学们,在大家的努力之下,第三期中日哲学线上论坛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让我们共同期待第四期、第五期乃至未来的一系列学术会议,为黑格尔-马克思研究的不断发展而助力。

 

  文字 | 李闫涛  

编辑 | 马语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