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域下的传染病、社会风险与社会加速——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思考

文:牛子牛

摘自:《哲学动态》2020年第8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它所引发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危机,而是当代新资本形态背景下的整合性危机。为此,我们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以当代社会现象为参照,更新我们对资本逻辑的理解;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揭示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当代表现形态,进而达致对这场危机本质的深度开显。概言之,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当代社会的系统性风险,表现为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现代性社会中人们“对生命的理解”与“对生命的其他可能性的理解”之间的张力;其中,“病毒同有机体之间”与“资本所驱动的现代生产活动同社会机体之间”具有同构性关系特征,这使得此种张力内嵌于现代性本身而难以消除。另一方面,一个社会机体承受这种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取决于其自我限制现代性逻辑从而包容和缓冲此种张力的可能性,这在当代表现为社会总体相对于“社会加速”所保留的“加速冗余”。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新形态将这种“加速冗余”普遍地大幅压缩,这是建立一种新型社会治理体系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

 

2020年,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当代人在生命活动中“获得”了一种有关社会生活的罕有的“暂停”式“经验”,即人们被迫成为不生产、不消费甚至不交际的主体。同时,当我们面对这种“经验”时可以发现,内嵌于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固有矛盾和张力,并没有因为社会生活的“暂停”而消失;相反,正是基于这种暂停的“经验”,这些矛盾和张力被更为直观地凸显出来。当通过媒体目睹国外民众走上街头要求复工的那一刻,我们或许亦有切身体验,似乎有各种力量正在“召唤”着我们能尽快回到自身所熟悉的那种社会生活。也就是说,人们对于疾病本身的担忧,正逐渐被有关经济增长与生计的担忧所取代。

 

这种体验意味着,对于当代社会生活而言,人们承受“暂停”的能力,以及“暂停”之后重建自身的能力,均极为稀缺。用阿甘本的术语来说,如果一切“潜能”同时兼具“‘能’的能力”和“‘能不’的能力”[1],那么我们在此种“暂停”中所经验到的就是当代社会生活所包含的“潜能”濒临耗尽的风险。这种“潜能”的稀缺,在社会生活尚能“维持”自身运转之时,总是被它自身的“维持”能力所掩盖;但当社会生活被迫“暂停”时,深陷其中的每个人都被这种“暂停”了的生活困扰着,并为此感到生存维艰。如此一来,当代社会生活的矛盾就不单单表现为人们在“自我维持”状态下的局促,更表现为当代社会生活与“暂停”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即人们似乎已经没有充足的余地去选择另一种生活样态。

 

正是这种不得不“维持”自身现状的情形定义了当代社会生活的特有风险。在此意义上,如果我们仅仅将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社会风险等同于疾病对生物有机体的侵害,或者仅仅当作一个自足的社会机体受到了外来“他者”的威胁,那就大大低估了这种风险的内在性和系统性。实际上,传染病并非是从社会系统外部向其内部输入了新的风险,而只是加剧了它所入侵的那个社会系统中本已固有的风险。本文试图说明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社会风险存在于传染病同现代生产活动的叠加共振之中,本质上体现了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现代性社会中人们“对生命的理解”与“对生命的其他可能性的理解”之间的张力。在当代,这尤其表现为社会机体相对于“社会加速”所保留的“加速冗余”受到了压缩。这种“冗余”的压缩或“潜能”的稀缺是由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出的各种新形态所强加的,并对当代社会治理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出了相应的挑战。

 

一、 病毒同现代生产活动之间的同构性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处理带给我们的一个直观印象,就是对疫情所进行的防控必然伴随大量社会活动的停滞。随着世界各国相继减缓乃至暂停工商业活动和区域往来,我们发现,社会本身用以维持自身运转的那些活动同时也在维持病毒的传播;对病毒传播的阻断只有通过阻止这些活动才能实现。这似乎意味着,能够造成疫情的病毒并非天然就是社会的“敌人”;相反,若非两者在某一层面上具有“亲近性”,它们并不会表现出如此高度的共生关系。实际上,这种共生性内在于现代性社会自身的逻辑之中:“病毒同生命有机体之间的关系”与“资本驱动的现代工业生产同社会机体之间的关系”,两者存在着高度的同构性,即它们都使被入侵或被寄生的那个有机体成为一个“必须生存”却又不得不处于矛盾、张力和风险中的有机体;而对于这一有机体生存状态的维护同时就是对使其承受风险的背后原因的维护,且这一有机体只有通过这种维护才能生存。

 

如果从生物进化和繁衍的视角来理解病毒的话,那么病毒的目的并不是杀死宿主,而是利用宿主尽可能多地复制自身。在这种意义上,那种快速杀死宿主的病毒(如埃博拉病毒),在生物学上是“失败”的病毒;新冠病毒这一传染性虽强但致死率不很高的病毒,则是“成功”的病毒。病毒利用宿主的细胞实现自身的繁殖,在这一过程中,它虽然会造成宿主生命功能的“故障”(即“症状”),但只有当宿主的生命得以维持时,病毒本身的繁殖方能得以维持。在资本所驱动的生产活动领域,我们亦可以看到相似的情况。一方面,资本的目的显然不是“杀死”它所寄生的社会机体——尽管这一社会机体遭遇的资源耗竭、生态紊乱或经济危机可能与资本有关,但它们并不是资本所希望的。另一方面,资本的目的是通过社会机体来实现自身的增殖,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它会导致社会机体陷入各种内在矛盾和周期性波动,但操纵资本者深谙其中的“机巧”,即只有当这一社会机体得以存续时,资本本身才有可能得以存续。

 

在上述意义上,资本使得其所寄生的社会机体成为一个必须生存但同时必须处于风险当中的机体。我们看到,发达的社会生产将社会机体的各个部分、各个环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它们当中的每一部分(环节)必须以另一部分(环节)为条件,且不断从一个环节过渡到另一个环节;其后果是,对于社会机体的成员来说,社会机体的“死亡”或“暂时的死亡”(即社会暂停或者激进的社会变革)都成为难以承受之“重”。然而,正因为资本已经全面渗透到社会资源的配置之中,所以在短期内,维持社会机体生存的根基只能仰赖于资本的存在——尽管这将导致社会机体不得不在风险中生存。因此,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资本主导的现代生产活动“绑架”了社会机体,它使社会机体必须照原样维持下去,进而迫使社会不断为此付出额外的代价来满足其“要求”。这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西方国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美国、欧盟成员国的政府乃至全社会,不得不反复为资本的失败“买单”。因此,一个完全被现代性逻辑或者“超级”现代性逻辑所“绑架”的社会机体,既不能选择死亡,也不能选择安全地生存;它只有一种选择,即通过维持风险产生的背后原因(即资本运转)来维持自身在风险中的生存——尽管它已清醒地意识到,这事实上是在加剧风险。

 

通过前述病毒的生物学特征可知,病毒对其宿主亦具有类似的“绑架性”;而“绑架”了社会机体的现代性逻辑恰恰又强化了这一点。这是因为人在现代国家的政治律令中成为了一种“必须生存”的人,而此种政治律令顺应了以“富足”为目的的现代生产活动本身的要求。正如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系列演讲中指出的,现代国家权力以“生命政治”为特征,其主要功能是将人作为“人口”来治理,并且“使人活”,即照料人的生命。这样,现代政治的核心承诺就不再是灭杀共同体的敌人,而是保护和培育共同体成员的生命。在福柯看来,这一政治承诺恰恰与现代政治经济学对人的理解高度契合:由于政治经济学“把国家的富有作为自己的目标”,故而“它把人口和生计之同时的、相应的和适当一致的增长作为目标”。换言之,当人被理解成有一定供求和品质的“资源”或“生产力”时,“人口的生命”本身就成为治理的对象。

 

正因如此,以现代人为宿主的病毒可以借现代政治本身的核心承诺,来完成对现代人生命的“绑架”。由于现代政治是“使人活”的政治,故而被病毒感染的人才成为必须被保障存活的有机体,而这一情形正是由以经济职能为主的现代性社会所决定的。因此,现代性逻辑强化了自身同病毒的生态之间的同构性,以致病毒对现代人生命的“绑架”有可能同现代生产活动对现代社会机体的“绑架”叠加起来。

 

进而言之,现代人不仅被视作“必须生存”的主体,而且被视作拥有一系列权利,尤其是拥有私有财产权的主体。这些主体被允许甚至被鼓励自由地使用或滥用他们的财产和身体,尤其是自由地流动和交易——对于现代生产活动而言,其必要性不言而喻。因此,用福柯的术语来说,生命政治的治理向来是“有限治理”,它必须是在不干预经济活动“自然性”的前提下进行的治理。只有在这一阶段,病毒对于现代人生命体的“绑架”行为才算最终完成。此时,人不仅成为“必须生存”的有机体,而且对人体生存的维持中至关重要的对自由流动和交往的维持,恰恰成为病毒借以传播和扩散的中介。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只有通过维持病毒的存在,方能实现对人体存在的维持;现代共同体要维持其成员的生命,原则上就不得不同时“迁就”病毒提出的“要求”,并为此付出各种额外的代价。即使现代共同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病毒的“要求”(比如采取隔离措施),但从单一的经济逻辑来看,这种努力不同于打退入侵敌人的战斗,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社会值得炫耀的“功绩”,反而是社会共同体不得不付出的额外成本和超量损失。

 

综上,以经济职能为核心价值的现代社会,其固有的逻辑诉求设定了自身与病毒之间的同构关系。现代生产活动与病毒相似,均会使有机体在风险中生存且“必须生存”,甚至只有通过维持“引发风险的背后原因”这一要素才能生存,这迫使社会机体为了缓解风险不得不付出额外代价。这两种同构的“绑架”行为,其接合点是每一个活人的身体。也就是说,一方面,为了维持资本驱动的生产活动,社会机体长期承受重压且难以彻底改变现状;另一方面,生产活动所要求的“人的生命的维持”和“人的身体的流动”又使病毒给社会机体带来的负面影响变得更为复杂也更难以疏解,且这一负面影响又反过来加剧了社会已然承受着的经济压力。正是这双重效应的叠加使得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社会风险日益加剧,并在短时间内迅速表现出日趋严重的特征。

 

由上所述我们看到,病毒已然不再是现代社会的“他者”。社会机体唯有通过不断肯定现代生产活动才能肯定自身;但无论在这一过程中采取何种方式,其实都是在肯定病毒。相反,无论社会机体采取何种方式否定病毒,最终都将通过否定生产活动而否定自身。就此而言,德籍韩裔学者韩炳哲对鲍德里亚所谓“病毒学”的批判是非常中肯的。鲍德里亚认为,病毒是一个“幽灵般的敌人,弥漫于整个空间……侵入每一处权力的裂痕之中”。韩炳哲对此指出,鲍德里亚仍然是将病毒作为他者、作为侵入权力“缝隙”之中的东西来展开分析的;这种观点没有看到“肯定性的暴力不需要一种敌对关系作为前提……它存在于一个缺乏否定性的同质的空间内,没有敌我、内外、自我与他者的两极对立”。换言之,鲍德里亚没有看到,使病毒得以增强的背后原因正是现代社会权力本身。

 

二、两种生命概念之间的张力与社会风险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在现代政治与经济之相互关系中,病毒与工业生产活动之间的同构性已被提升至相当紧密的程度,那么,为什么人们很难将病毒带来的灾难与内在于现代世界发展路径的灾难(如贫困、经济周期、房产止赎、第三世界国家的去工业化等)视作同类,并以长期、持久的心态与其共处呢?在笔者看来,这是因为病毒所带来的灾难向我们提示了“对于生命的另一种可能的理解”,而这一理解方式同现代生产活动中“对生命的理解”存在质的区别。由此我们发现,福柯所开创的“生命政治”传统对“生命”概念的一般性言说,已然包含着富有张力的内在异质性。透过这种异质性,我们将能够洞见生命政治话语在解读当代政治时存在的误区,进而构设一种超越生命政治话语的可能趋向。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导致的人员隔离、停工停产,使人们明显感受到了疫情防控同现代工业生产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从实际情况而言,没有人将这种“暂停”当作真正的常态,人们总是带着“暂停是为了重新开始”这一期许而接受“暂停”的。因此,尽管社会生活表面上“暂停”了,但实际上,“暂停”的只是现象层面的生产活动,由生产活动所建构并能够反过来维持生产活动的社会关系,依然存在于人们的预期和银行的账目之中。于是,人们难免将对疾病本身的担忧转变成对全球经济增长问题、企业债务和破产问题、工人和个体经营者的生计问题乃至金融风险问题的担忧——概言之,转变成对停顿的生产及其后果的担忧。在这种担忧气氛笼罩下,我们看到的不是当代政治共同体所采取的生命政治措施同生产活动之间的契合,而是两者之间愈益尖锐的矛盾。也就是说,那些旨在“使人活”的、应对病毒蔓延的生命政治措施,对于生产活动来说反而具有破坏性,且难以长期持续;因为这些措施“暂停”了社会生产,而现代社会生产的特征恰恰就在于其不可暂停性。

 

这种张力不断积累,充分暴露了福柯所谓的现代生命政治话语的内在张力。按照福柯的表述,生命政治权力将人作为“人口”来“使人活”,并照料共同体成员的生命;而这样做就能为共同体的经济富足培育“人力资源”和消费者。也就是说,生命政治话语所解读的“生命”含义,被视为与政治经济学所理解的“生命”具有相同的诉求。不过,从共同体应对传染病的措施中我们发现,当共同体纯粹按照现代政治中“使人活”的律令去行事时,其效应却同生产活动的要求正好相反。这是因为,此时共同体所要“使之活”、保护并维持其生命的那种“人口”,恰恰既不能成为生产的“人口”,也不能成为消费的“人口”。也就是说,在疫情中能够“使人活”的方式,不是积极地允许甚至鼓励生产和消费,而是消极地切断生产和消费。在这种情形下,只有不再积极地肯定作为财富、享受、快感、生产、创造等意义上的生命,才能维持那种消极或否定意义上的、作为纯粹存活的生命。

 

这样,在疫情所开启的“特殊时期”,从一般性的“使人活”的律令出发所采取的生命政治治理措施便同现代生产活动对生命的理解产生了矛盾。这折射出一个事实,即被现代生命政治话语在常态下当作一般生命来言说的东西实际上并非“一般”,相反,它被揭示为一种特定的生命,即由经济活动要求所规定的、从事生产和消费的肯定性的生命。这种生命是基于生产和消费而得以生存——富足并不是为了生存,相反生存是为了富足。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在(资本)积累的阶段,必要的需要就是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的需要。在其增长阶段,必要的需要则要维持增长率和剩余价值。”[7]这是一种必须通过不断肯定自身才能存在的生命概念,我们可以称其为“肯定强制”。在生命政治话语关于一般的“使人活”的言说中,这样的生命被等同于一般的自然生命,从而掩盖了现代社会“对生命的理解”中特殊的含义偏移。但是,全球性疫情迫使生命政治权力作出的反应,恰好暴露了被这种话语所掩盖的现实“裂隙”:在这种反应中,依循“使人活”的一般生命政治律令而实施的做法(如隔离),恰恰使得生命难以成为生产活动所允许的那种生命;它固然尽力以自己的方式维持否定意义上的生命,但这种做法恰恰使肯定意义上的生命变得不再可能了。然而由于在现代社会中,后一种意义上的生命越发成为一般生命的条件,故而保护生命的措施(如“暂停”)反而可能成为对生命的威胁。

 

我们看到,在疫情导致的“特殊时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生命体”,他们被迫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况中:他们只有在生产的、肯定的意义上才可以正常生存,在否定的、单纯生物性存活的意义上却难以维系。例如,新冠疫情期间国外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激烈的抗议浪潮正是由这些“人口”构成的。这些“人口”类似于马克思意义上的“过剩人口”。他们是一些只有当生产“剩余”时才会存在的“人口”,或者说是始终与“剩余”共生的“人口”;“剩余”的生产一旦停止,这些“人口”的存在就岌岌可危。这些“剩余人口”在特殊时期的“曝光”意味着,他们之前在常态下早已生存于风险之中。他们的生存窘境并不只是由于生命政治权力将其作为治理对象;相反,生命政治权力为了保全生命,迫使生产活动“暂停”,并从中“撤出”这些人口。然而,现代生产活动所具有的那种幽灵般的权力,又通过此种“撤出”威胁着这些“人口”的生命。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由全球性疫情所诱发并暴露的当代社会风险呢?笔者通过上述分析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种社会风险归咎于流行病对生命群体的威胁,这仅是现象层面的解读;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病毒和现代生产活动对生命的双重绑架之叠加。也就是说,造成这种风险的并不只是病毒同生命的对抗,更是病毒流行与现代生产活动对生命的不同理解所形成的张力,这也是现代政治的内在张力。正因如此,人们很难将流行病带来的灾难等同于那些纯粹内生于现代经济活动逻辑的经济灾难。因为后一类灾难仍可被整合进经济话语之内,例如发展与不发展、富足与贫穷、成功与不成功等叙事中;它们会被消解于经济活动视域对生命的理解中,而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灾难可能提示了有关生命的另一种含义。

 

当然,现实世界不会依循形式逻辑的轨迹前行。大面积流行病的反复出现,迫使生命政治权力承认,在现代生产活动对生命的肯定性理解之外,还存在一种在否定性意义上持守自身的生命概念。这无疑是一种生命形式认知上的觉醒。但这并不代表两种生命概念不能在同一处境中共生共存,也不意味着现代共同体必须屈从于其中某一方。相反,一个现代共同体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容纳这两种生命概念的共生共存,并包容和缓冲其间的张力,恰恰测度了这一共同体承受当代社会所特有的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即从生产活动所造成的那种“肯定强制”的生命概念中暂时“撤出”的能力。在一种纯粹由资本驱动的生产活动中,生命只能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生命若非不断地肯定自身,就不能够保障自身的存在;一旦这种不断自我加强的肯定运动由于内生或外生的矛盾而突然中止,人类乃至社会机体的存在基础就会面临严重威胁。当现代社会的存在根基越来越被生产活动的此种特质所规定时,承受“肯定强制”突然中止的能力(亦即不仅“能”、而且“能不”的“潜能”)就成为衡量社会机体抵抗风险能力的指标。这种指标在社会常态中几乎是不可见的,但它会在像传染病大面积流行这样的“特殊时期”突然显现出来。

 

三、社会加速、加速冗余与社会治理

 

在现代性逻辑视域中,社会机体抵御“肯定强制”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的“潜能”,在当代突出表现为社会机体相对于普遍的“社会加速”而保留的“加速冗余”,也就是社会机体承受加速“减缓”乃至“暂停”的能力。这是因为,经济活动的强制力在当代社会尤其表现为速度的强制力。在强制加速的惯性下,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暂停”状况,容易使人产生速度反差的不适感,并集中暴露了“加速社会”面对风险时的内在脆弱性,以及必要“冗余”的严重稀缺。

 

马克思在研究由资本驱动的生产活动时论及了“速度”概念,认为它首先表现在资本缩短自身流通时间的欲求之中。资本的“理想”是尽可能加快流通速度,“如果资本流通时间=0,如果资本转化的各个阶段在现实中也像在头脑中那样迅速”,那么资本就能够达到最大限度的增殖。然而,这一“理想”不可能成为现实,因为现实时空构成了对这一“理想”的阻碍。在此意义上,资本恰如一种与人类现实时空完全异质的东西——它突然降临于现实之中,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现实。

 

故此,马克思的“速度”概念深刻揭示了资本同其所侵入的自然存活的生命体之间的异质性。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时下所经历的疫情,其诱因正可归于此种异质性。在自然生物界,物种交流和自然选择的发生有着长期形成的固有节律,这让一些生物风险(如新型病毒)能被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然而,现代生产活动所要求的高速复制和高速流通,一旦同自然生物界相接触,就会打破后者的固有节律,将相应的生物风险带入现代工商业的节律中,并使之迅速放大。

 

然而,资本流通时间层面的“速度”概念,在《资本论》的相关论述中只是流通领域的、表象层次的概念;它作为可计量的、完成给定循环所耗时间的量值,只是一种派生性的速度量。这种速度概念的实质,反映的是内在于资本增殖逻辑的一种特殊的时间结构,是“现在”与“未来”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这是因为,除了时间量值的规定性外,某物的“速度”还内含着某物在未来某个时间点达到某一状态的预期:若某物始终保持现在的“速度”,那无疑可以预言它在未来任一时间点的状态;而如果该物未来“超过”或“不及”这一状态,那么我们即可推断它“加速”或“失速”了。同样,资本亦总是存在于“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之中,因为资本投放的分布和规模,总是以对其未来“利润”或“增长”的预期为指导和标准的。因此可以说,资本生产的维持就是对某个“速度”的维持。

 

资本的这一特征内在于其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规定之中。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只有保证持续的自行增殖,才能保证其作为价值的存在。货币作为价值的表现,集中展示了这一特点。如果货币退出流通被贮藏起来,那么它就不再是货币;如果它被简单地投入流通,那么它又会耗尽自身。由此,价值的真理被揭示为“自为价值”这一概念,即“它只有不断地自行倍增,才能保持自己成为不同于使用价值的自为的交换价值”,否则就会贬值或者“丧失价值”。我们注意到,在价值概念的此种规定中,资本“未来”的状态决定了“现在”的状态。也就是说,资本未来增殖或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决定了它现在的价值的存在。这一特征在简单的货币资本中业已存在,但在固定资本大规模兴起之后,它转而成为一种可见的社会强制力。为了在固定资本贬值之前实现其价值,固定资本必须被尽可能密集地使用。而在“虚拟资本”的折现计算中,这一逻辑甚至以精确的数字表达了出来。

 

资本所体现的此种“着眼于未来而决定现在的意义”的特殊时间结构,内在地蕴含着“速度”的必要性。在这种特殊的时间结构中,显然不是资本的存在保证了速度,而是速度保证了资本的存在;资本只有在对自身未来增长的乐观预期中,并且只有按照能够实现这一乐观预期的方式来行动,才能保持自身的存在。在此意义上,内在于资本中的“速度”概念可被视为一种“未来”对“现在”的“绑架”:“未来”不再是从“现在”出发并被自由地开创出来的东西,而是被先行锁定并迫使“现在”以相应的方式去行动,否则“现在”就无法存在。“未来”与“现在”之间存在的此种张力可以被不断分解为越来越小的时段,以致每一个“现在”都可以在自身之内感到“未来”对自身的“逼迫”。

 

透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思考现代“社会加速”的本质。笔者认为,社会加速现象的要害并不在于速度本身有多快,也不在于这种“加速”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何种影响,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综合分析现象的发生加以解决。实际上,从哲学上考察“社会加速”,所要追问的根本问题应该是“社会为何不得不加速”,即某一社会在现代生产活动的塑造下采取了何种特殊结构和存在方式,使得社会如果不加速的话就难以持续运转。在此,“速度”所表征的并不是社会机体所内含的能量和生命力,而是一种时刻关乎社会存亡的生存张力,或是社会内在矛盾对其稳定生存造成威胁的程度。因此,现代社会机体所不得不采取的加速,实际上表征了其所内含的系统性风险:这种加速度越快、越流畅,那么当社会机体遭遇“暂停”或“放缓”时,其是否有保持自身存在的能力就越可疑;相反,如果社会机体在部分领域加速的同时,留出了较多的“冗余”,即留出了较多不参与加速、但在加速“放缓”或“暂停”时能够继续维持机体存在的能力,这就意味着社会机体仍具有较强的抵御系统性风险的“潜能”。需要明确的是,如果说普遍的“社会加速”源于现代生产活动对生命的“肯定强制”,那么“加速冗余”则体现为一种保护社会机体的能力,它存在于坚守“对生命的其他可能性的理解”这一信念之中。就此而言,对于流行病的应对能力(即保障那种不生产仅纯粹存活的生命的能力),正是此种“加速冗余”的表现。

 

我们看到,当代社会之所以表现出普遍加速的特征,并因此在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之间遭遇了两难,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所衍生的当代新形态严重压缩了社会机体所保有的“加速冗余”,甚至强行将其“收编”到加速过程之中。目前,许多学者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开始介入对这一普遍加速的社会运行模式的批判性反思,展示了人类社会寻求自我修复、自我修正的意愿。的确,现代工商业的加速扩张导致对自然界的过度开掘,进而造成新型病毒的多次侵入,这意味着长期演化形成的自然系统已经越来越难以充当人类生物安全的保护层。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及时启动部分社会生产活动的“暂停”模式,充分利用社会保留的“加速冗余”,不仅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缓解了人们的不安感和紧张度,而且为社会机体的重新运转积累了经验,这是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

 

造成上述社会加速趋势深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它表现为企业的投资或宏观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越发依赖信贷和债务规模的增加。如果我们按照上文提到的“速度”概念来理解资本,即资本始终遭受一种“未来”对“现在”的“绑架”,那么金融化所导致的普遍的债务膨胀无疑加剧了这种“绑架”的程度。我们尝试作一对比:一个没有负债的企业或个人,即便生产短暂中止,亦能够暂时保证自身的存在;而一个负债的企业或个人,一旦中止生产,其生存链条会被迅速摧毁;至于一个高负债的经济体,就更难承受增长放缓带来的信心减退,这也是疫情期间欧美股市暴跌的原因之一。因此,普遍的高负债状态在更高的程度上锁定了“未来”,使得对“未来”状态的预设成为“现在”能否存在的必要条件,从而使市场主体在面对加速放缓时变得更为脆弱。

 

不仅如此,西方国家“去管制化”的金融行业本身就是社会加速逻辑的具象化。它作为“资本拜物教”的完成形式,表现为绕过生产环节、单凭自身而实现增殖的“自为价值”,并且能将增殖周期压缩至尽可能短。在一个绝大多数货币资本都由金融部门掌握的经济体中,企业为了获得金融资本的青睐,将不得不通过高速增长来迎合社会对其未来前景的预期,由此使企业越发依赖加速逻辑来维持自身的存在价值。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浪潮中,一些过去属于“加速冗余”要素的储备被直接变成了金融资产,也就是变成了社会加速的动力,比如美国的社会养老金就变成了一种投资于私人产业的基金。这些变化都表明,不仅社会机体的存在条件越发依赖加速逻辑,更重要的是,金融资本压缩甚至直接掠夺了社会所保留的“加速冗余”。

 

此外,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新形态所塑造的全球分工几乎迫使每一个经济体都按照合乎加速逻辑的方式调整自身,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冗余”。在社会资源大量私有化的过程中,各主权国家不得不竞相为私人资本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并且将政府战略定位为塑造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诚然,这些策略在经济总量方面作出了贡献,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一方面,这种努力总是意味着削减作为社会“加速冗余”的各种自我保护力量,比如关税、税收和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全球分工导致了各主权国家在经济上的依赖度增强,以致无法在这一生产网络的某一节点突然停顿时仍能独善其身,这无疑加大了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风险,并使之更深度地屈从于跨国资本及其加速逻辑。就此而言,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初期的被动参与者,并不能完全置身事外。

 

毋庸置疑,当代全球经济分工格局的形成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同样,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也离不开全球分工格局的持续调整。中国作为近几十年来迅速崛起的世界制造业中心,其在全球分工中的优势奠基于各种独特因素之上,比如劳动力供给量大且流动性强、社会资源高度联结且高速流动、供应链配置齐全且反应快速、国内市场的高强度竞争能够迅速压低成本等。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独特因素中的绝大部分,唯有在维持全产业链高速运转(即“社会加速”)的前提下才能持续存在。倘若这种高速运转的部分环节被迫“暂停”,将有可能导致这些因素被弱化,甚至不可逆地消失。我们看到,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之一,便来自于制造业转移替代的可能性,对此,政府需要采取综合措施稳定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令人振奋的是,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注重统筹兼顾抗疫工作与改革发展稳定工作,通过深刻分析全球经济领域的固有矛盾,前瞻性地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经济发展新战略,展现出驾驭复杂局面、应对重大挑战的高超能力,某种程度上也彰显了中国抵御“社会加速”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社会风险,要求我们在严峻形势下努力打造一套切实可行的社会治理体系。如上所述,疫情“倒逼”出一种新的理解生命概念的方式,它不同于在现代生产活动基础上形成的对生命的理解:新的生命理念既意味着无关乎生产和消费的单纯存活,也开掘出一种无须反复“自我肯定”便能生存下去的能力,它是能够承受一定社会“暂停”和生命“自我否定”(即“能不”)的“潜能”。这提示我们,无论人还是社会机体,并非天然地只有在持续的“社会加速”中方可生存。“加速”对于社会生活的必要性仅在于,它意味着某种系统性风险已悄然渗透于社会机体之中,这提示我们必须去寻找产生这些风险的背后原因,以维护社会机体的良性运转。就此而言,打造新的治理模式势在必行。它要求从“加速”突然中止的可能性视角出发,系统性重建和培育社会机体的“加速冗余”,从而既保护从加速逻辑中暂时“撤出”的共同体,也保护或许无法避免其重新开始的“加速”本身。总之,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这种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并非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仅具维持现状的应急功能。从根本上看,它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性布局,是新形势、新技术、新任务下的治理方式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