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与融合——朱子道统说的形成与发展
丁四新*
（清华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084）
摘要：朱子道统说的提出和建构，发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前提和来自道学运动上的思想张力。它是在不断融合理学思想特别是北宋五子思想及儒家经学观念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并不断发展的。朱子继承了二程的道统说，肯定二程得道统之传，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自己之道统论的建构：他首先肯定并强化了周程授受一致的说法，阐明了周子的本体宇宙论即二程的理气论，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新道统说；进而，在《近思录》等书中正式编织了由二程、周、张四子所构成的理学道统；最后，在重视《周易》经学、贯通《四书》《六经》、重返孔子之思想世界的过程中，朱子建立了融贯古今、彼此关涉的新经学体系，建立了一个更为完备、博大的新道统体系,将邵雍和伏羲、神农、黄帝同时纳入道统谱系之中。朱子道统说的形成和发展，归根结蒂是由理学、经学在宋代道学运动中所造成的思想张力和朱子个人集大成的思想性格所决定的。
关键词：朱熹；道统说；四书；六经；周易
建构“道统”，是近世儒学的一个重要议题，它贯穿于整个宋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之中。何谓“道”（道体）？孰能传道（谱系）？以及如何传道（方式）？这是道统建构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最为关键。在提出之初，儒家道统说即肩负着批判外道、维护儒学正统和圣贤自任以传道的重大任务。大抵说来，从韩愈到二程，儒家道统说以孟子其人其书为建构中心。但与此同时，北宋五子在道统内涵的认识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和分裂，这特别表现在《孟子》与《周易》两经、二程与周、邵的分别上。这些差异和分别，是形成了重构道统说的必要张力和前提，朱子（1130—1200）道统说的建构即是如此。朱子是如何面对和建构其道统说的？这是本文要追问和回答的根本问题。
一、道统说的提出及其在宋代的张力
（一）道统说的提出：韩愈《原道》与“道统”概念的基本含义
一般认为，儒家道统说滥觞于孟子（见《孟子·尽心下》末章），而由韩愈（768—824）正式提出来的。韩愈之后，唐人皮日休、陆龟蒙、林慎思等多有相关论说。[①]据《原道》篇，[②]韩愈所谓“道”指“道德仁义”；落实下来，具体指那些表现在政教和人伦日用上的其文、其法、其位、其服和其食。韩愈所说“道”，在性质上与佛老外道对立。
“道统”的“统”，即“统系”“脉络”之义。而此“统系”，实指传道的圣贤。从本质上来说，“道统”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从历史的传承来说，它又可能是断裂的，不连续的。“道统”的这种断裂性和不连续性，决定了传承或建构“道统”的必要性。在《原道》篇中，韩愈建立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的传道统系，而所谓“道统”即落实在这个传承统系上。“道”得其人则传，不得其人则止。道统起点是“尧舜”，终点是“孟子”。“孟子”被列入道统，意义重大。
韩愈构建道统说，有其经典依据。据《原道》篇，它们包括《孟子》《礼记》《论语》《诗经》《春秋》《尚书》《周易》。对于韩愈来说，《孟子》是构造道统说的主干。孟子他以继承尧舜之道自居自命的精神（《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下》），与韩愈辟佛老、倡道统之说正同。此其一。其二，韩愈道统说中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都已出现在《孟子》一书中，他们都是孟子所推崇的圣人。孟子在《尽心下》末章具体展现的道统谱系，[③]正是韩愈道统说的直接来源。
韩愈在道统论上的贡献，得到了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的肯定。程子曰：“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至如断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与杨，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不是它见得，岂千馀年后便能断得如此分明也？”（《二先生语一》）[④]伊川曰：“退之晚年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轲之死不得其传。’似此言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出，必有所见。若无所见，不知言所传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时作。”（《伊川先生语四》）[⑤]韩愈的道统说，不仅得到了二程兄弟的肯定，而且是程朱道统说的直接来源。
（二）北宋道统说的张力：二程的道统说及其与周邵的差异
宋儒的道统说既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也是在宋代学者的努力建构中形成的。其中，从二程到朱子，是宋代道统说发展的主线，《宋史·道统论》即以朱子的道统说为基础。朱子集宋代道统说之大成，而此前或同时代的学说差异和分歧，即构成了朱子本人构造道统说的前提和必要张力。具体说来，朱子重构道统说，首先必须面对道学特别是北宋五子的思想张力。
在北宋五子中，二程的道统说或道统意识最为强烈，最为重要。他们的道统说包括四个要点：其一，二程提出了“圣人与道无异”“圣人无优劣”和“经所以载道”的观点，完成了对道统说之逻辑前提的论证。这是韩愈没有做到的。对于“道”“圣人”“经”这三个要素的关系，二程作出了合乎逻辑的阐明。其二，二程都肯定韩愈提出的道统观，肯定其所谓“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之说。韩愈的道统说是宋人道统说的正宗来源，而二程的道统说又是宋人道统说的主干。其三，二程虽然肯定和继承了韩愈的道统说，但又不承认韩愈本人在道统中的地位。程颢过世，“公卿大夫议以明道先生号之”，伊川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说：“周公死，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于是帝师采众议而为之称以表其墓。学者之于道知所向，然后见斯人之为功；知所至，然后见斯名之称情。山可夷，谷可湮，明道之名亘万世而长存。”[⑥]程颐肯定程颢（号明道）得圣道和圣学之传，是孟子之后的传道者。伊川亦以此自任。[⑦]综合多种资料，二程的道统谱系是这样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程子。其四，二程以《四书》为经，且在《四书》中又以《中庸》和《孟子为核心来构造自己的道统观。[⑧]这一点，与周子、邵子的差别较大。
进一步，二程的道统意识明显高于周敦颐（1017—1073）、张载（1020—1077）、邵雍（1011—1077）三人。二程兄弟都非常重视韩愈的道统说，而周、张、邵三氏则不够重视，甚至忽视了韩愈之说。这反映出周、张、邵三人在道统意识上的自觉性远不及二程。在经典依据上，二程更重视《中庸》《孟子》，以思孟一系为道统建构的基础；而周、张、邵三氏更重视《周易》一经，以远绍羲皇始祖。具体说来，周子重视所谓本体宇宙论，重视太极图所包含的本体宇宙论思想，重视《易》《庸》之学的融合和再诠；张子重视以《周易》来阐述自己的气论思想；而邵子则重视象数、自然世界和历史世界之理的推展，伏羲先天图义和元会运世、皇帝王伯的历史哲学是其最为著名的两个思想成果。对于《周易》一经，二程虽然没有轻视，程颐甚至撰述了《程氏易传》一书，但其解释原则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解释的重点落实在卦爻辞（“予所传者辞也”[⑨]）和人伦物理的安顿上。二程的核心概念是“理”或“天理”。
朱子建构其道统说所依据的张力和前提，也体现在二程对于周、张、邵三子的批评上。对于周子，程颢是这样说的：“吾学虽有所受”，但其根本（即“天理”“吾与点之意”或“道学”）是“自家体贴”出来的。[⑩]小程子的看法也大体相同。可见二程所谓道，与周子所谓道在含义上有较大差别。对于张载，二程是这样说的：一方面，他们高度评价了《西铭》，认为它是“《原道》之宗祖”，“孟子之后，盖未见此书”，并说“子厚之识，孟子之后，一人而已耳”；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张子的思想跟邵雍一样未免于流弊，而这个流弊是“以清虚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11]对于邵雍，二程的批评尤甚，这包括三点：一，邵雍之学重在推究物理和观化，“玩心高明”，但其道“偏驳”，“大抵似扬雄”；二，邵雍“却于儒术未见所得”，“根本不帖帖地”；三，邵雍之学独出自李挺之，而“推数及理”，且相当自负，“尧夫自是悠悠，自言须如我与李之才方得道”。[12]确实，二程在道学上与周、张、邵三子的差距很大。不过，这些差距却变成了朱子建构其道统说的必要前提和张力。
总之，从孟子到韩愈，从韩愈到二程，这是朱子构造道统说的基础。二程与周子、张子、邵子存在多方面的差异；其中，后三者更重视《周易》一经，他们的思想受到《周易》更为深刻的影响。朱子道统说的新建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以吸纳《周易》经学及其思想为基础的。
二、朱子道统说的建构：以《四书》为中心
（一）对于疑孟思潮的批评与回应
据朱彝尊《经义考》所录，北宋时期注解和阐释《孟子》的著作甚众。[13]大约在宋神宗年间（1067—1085），尊孟崇孟成为了思潮，并得到了官方的正式承认。《孟子》立经和孟子配享，是孟子不断升格的两个标志性事件。[14]随着崇孟尊孟思潮的展开，北宋时期也兴起了疑孟思潮，李觏（1009—1059）的《常语》和司马光（1019—1086）的《疑孟》即为疑孟思潮的代表作。[15]邵伯温（1055—1134）在《邵氏闻见录》卷十一至十三列举了十家疑孟言论，[16]可见当时疑孟思潮之盛。当然，疑孟思潮可以看作尊孟崇孟思潮的一种映射。不但如此，疑孟思潮同样是朱子构造道统说的前提：从一方面看，朱子必须对疑孟思潮作出回应；从另一方面看，朱子必须回答孟子其人其书是否能够成为道统说之主干的问题。换一句话说，回应和批驳疑孟观点，既是朱子重构道统说的一个必要内容，又是对二程道统说的肯定和继承。二者其实为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与朱子同时，胡宏、张九成和余允文等批评和回应了司马光、李觏、郑淑厚、苏轼乃至王充等人的疑孟观点，[17]其中余氏的《尊孟辨》最为重要。朱子即在余氏的基础上撰成了《读余隐之尊孟辨》一文，进一步点评、回应和批评了司马光、李觏等人的观点，阐明了孟子在道统谱系中的重要地位。朱子说：“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此非深知所传者何事，则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传何哉？曰仁义而已矣。”又说：“有孟子而后《六经》之用明，有王道而后天子之位定。有《六经》而无《孟子》，则杨墨之仁义所以流也；有天子而无王道，则桀纣之残贼所以祸也。故尝譬之，《六经》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运舟之人；天子犹长民之吏，而王道犹吏师之法。今曰《六经》可以无《孟子》，天子可以无王道，则是舟无人、吏无法，将焉用之矣？”[18]孟子是建构儒家道统说的关键，他能否在道统中安如磐石，在程朱看来，这关系到道统说本身能否成立的问题。二程继承韩愈的观点，首先肯定孟子的重要性，并建构了以《四书》为重心的经典依据和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和孟子为核心的道统谱系。同样，为了继承二程的道统说，朱子就必须回应和批评当时的疑孟思潮，并弘扬孟子在道统中的重要性。不仅如此，朱子由此拓展，进一步重构了自己的道统说。
（二）以《四书》为基础建构的新道统说
乾道癸巳年（1173），朱子在《中庸集解序》中说：“《中庸》之书，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学于孔子，而得其传矣。孔子之孙子思又学于曾子，而得其所传于孔子者焉。既而惧夫传之久远而或失其真也，于是推本所传之意，质以所闻之言，更相反复，作为此书。孟子之徒实受其说，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汉之诸儒虽或擎诵，然既杂乎传记之间而莫之贵，又莫有能明其所传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书，为之论说。然其所谓灭情以复性者，又杂乎佛老而言之，则亦异于曾子、子思、孟子之所传矣。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传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遗旨而发挥之，然后其学布于天下。”[19]《中庸集解》，是朱子同时代的儒者石敦山的著作。此篇序文以《中庸》为中心，《中庸》乃传道之书。序文除重复阐述了从孔子、曾子、子思到孟子之间的传道问题及“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之外，朱子在此将周濂溪和二程构成了一个前后相继的道统次序，所谓“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传之要，以著于篇”，而“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遗旨而发挥之，然后其学布于天下”。濂溪与二程之一贯，这在较大程度上实出于朱子的？绎和安排。
淳熙己酉年（1189），朱子的道统意识和道统说有了新的进展。在《中庸章句序》中，他说：
（1）《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2）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
（3）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
（4）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沈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着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且记所尝论辩取舍之意，别为或问，以附其后。然后此书之旨，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尔。[20]
比较此序与上一序，可知朱子在此展现了更为强烈的道统意识，其道统说有了大幅的拓展。这又包括三点：第一，朱子具体指明了儒家或圣贤所传之“道”为《论语·尧曰篇》所谓“允执厥中”，或《尚书·大禹谟》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将《四书》之《中庸》与《六经》之《书经》上下贯通起来。在朱子看来，“允执厥中”即孔门心法，即尧舜之道，即道统之所传，即子思作《中庸》之意。子思作《中庸》的目的，就是为了“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第二，朱子不但建立了颇为复杂的道统谱系，而且为建立道统谱系确立了新的原则。这个复杂的道统谱系是：尧、舜、禹→汤、文、武之君/皋陶、伊、傅、周、召之臣→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禹以上，为圣王相传；禹以下，为圣君、圣臣共传；孔子以下，为素位的圣贤传之。自孔子以下，道统之传纯为儒门圣贤。这个新的原则是“圣圣相承”，道统之传，与其人在位与不在位没有必然的联系。换一句话说，在道统之传的过程中，“道”高于“势”，“德”高于“位”，这是基本原则。由此，朱子强化了孔子在道统中的重要性，《中庸章句序》曰：“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第三，肯定程子得道统之传，同时表明自己亦有意传承此道。程子虽然自言传道，但他们得道统之传毕竟需要得到后人的承认。朱子肯定程子优先于其他宋儒，在宋代道统之传中居于核心地位，这对于近世儒学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至于朱子本人的传道意识，既可以从他对于此前道统之传的叙述得到肯定，同时也可以从他在本《序》中的旨意直接反映出来。其实传道，是朱子作为一个理学家的意义所在；而他以传道自任，乃是其作为一个理学家的题中之议。
（三）《大学章句序》道统谱系之新变化
宋儒的道统说，无疑与《四书》经典地位的确立具有密切关系。《语》《孟》《大学》《中庸》，已作为一个整体而得到了二程的重视，二程即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它们优先于《六经》。这预示着道统之传的历史境遇及其所生展的文化价值发生了变化。相比于二程，朱子更加重视《四书》的整体性，不但明确提出了“四书”的概念，而且在其道统谱系中，曾子、子思的位置更为显赫，儒门传道之意更为明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庸章句序》相比，作于同年（1189）的《大学章句序》即在道统谱系上有明显的差异。此序曰：
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此序与《大学章句序》作于同年，因此这两篇序文所述道统说在内容上应当是互补，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过，这两篇序文在道统说上有差异，应当抉发出来。从道统谱系来看，本篇序文在尧、舜之上增加了伏羲、神农和黄帝三位。如果我们孤立地看这两篇序文，《中庸章句序》即以尧舜为继天立极，为传道之端，而本序则以伏羲、神农、黄帝三氏为道统之始。伏羲、神农、黄帝这三位上古圣王不见于《论语》《大学》《中庸》三书；对于神农，《孟子》虽然有所提及，但孟子本人不但不以为圣人，反而对神农之术厚加批评（《滕文公上》）。不但如此，《六经》本亦不言伏羲、神农、黄帝，唯深受齐文化影响的《系辞篇》以之为圣王。不过，在宋代，学者一般认为《易十翼》为孔子之作，《六经》为孔子所述作，朱子亦以为然。根据经典自身的统一性和完美性，朱子遂不得不在道统谱系中增加伏羲、神农和黄帝三位。
总之，朱子的道统观似乎发生了一定的“位移”：从孟子转向了孔子，从《四书》转向了《六经》。或者更准确地说，朱子试图在道统的叙述中将孟子与孔子，《四书》与《六经》协同起来，欲使之达到完美无缺的地步。而朱子的道统说为何会发生此一变化？其实，这是其所依赖的思想资源和经典资源都发生了变化。而思想资源和经典资源的变化，其实又反映了朱子本身思想的深化和拓展，即在传统儒学和新儒学的不断影响下，他的思想形成了从二程扩展到五子（包括周敦颐、张载、邵雍在内）的新理学统系。而这个新理学系统的形成，遂不得不要求其重构当时的道统说。
三、朱子道统说的重构：以《周易》为中心
（一）道统说的新思想资源与朱子道统说的建构
理学的发展与经学的发展是同步的。朱子一方面在不断完善和强化程子建立的《四书》体系，但另一方面又试图突破此一体系，建立《四书》与《六经》相统一的新经学体系。在道统说上，朱子的建构亦是如此。朱子在超越二程的道统说、建立自己之新道统说的同时主要借鉴了理学和《六经》两大资源。在学术上具有集大成性格的朱子，面对全部的儒学精华，既需要将周、张、邵三子的思想涵摄在内，又需要足够重视孔子所述作的《六经》。在《中庸章句序》中，朱子已在较大程度上意识到此一问题，通过“十六字心传”（《尚书·大禹谟》），他将《六经》之一的《尚书》明确地作为其理学和道统说的经典依据。在《大学章句序》中，朱子又以《周易》为经典依据。《周易》一经作为理学与道统说之依据的意义重大，其一，在汉唐经学中，它一直居于群经之首，为道之原；其二，《系辞下》所述伏羲、神农、黄帝三位圣王自秦汉以来已列入“三皇五帝”的大一统民族意识的叙事结构之中。朱子的态度是，与其回避之，莫如重视之。这是朱子不同于程子的地方，二程则几乎没有提及这三位圣王。
实际上，在韩愈、二程之外，唐宋以来有一派儒者坚持从《六经》、从《周易》、从孔子的角度来观察和看待儒家的道统问题。《六经》，乃孔子所述作，然则建构道统，舍《六经》，舍《周易》，其可乎？首先，将伏羲、神农、黄帝三位圣王最先加入道统谱系的人大概是唐末的名儒林慎思（844—880），可参见林著《伸蒙子·合天篇》。[21]林氏晚于韩愈，他的道统谱系显然强调了《周易》一经的重要性。
其次，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1005—1045），就非常强调《周易》对于道统说的重要性。石介推崇韩愈，他认为韩愈作《原道》，其功可以与箕子作《洪范》、周公作《周礼》、孔子作《春秋》和孟子作《孟子》相提并论，而他本人则愿意追随韩愈之后，他说：“余不敢厕吏部于二大圣人之间，若箕子、孟轲，则余不敢后吏部。”[22]石介为何说他“不敢后吏部（韩愈）”？这来自于他的道统意识和他个人的胆识。在孔孟之间，他更推崇孔子，将自己置身于与孟子平等的地位，而欲提出新的道统观和道统谱系。根《辨易》《尊韩》《上刘工部书》三篇，[23]石介的道统观和道统谱系，显然以儒家典籍《六经》为背景。石介所说的圣人有略有繁，略者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繁者为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唐尧氏、虞舜氏、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十四位俱为圣人。与圣人相对，孟轲、荀况、扬雄、王通、韩愈五位为贤人。圣与贤虽然均可传道，但有高下之别。在石介看来，道统之传，总共十九人。此其一。其二，石介的道统说区分了圣人和贤人，重视孔子，并以伏羲、神农、黄帝为道统之祖。圣贤的区分，特别是以孔子为圣人、以孟子为贤人，这种做法具有较大意义。而这种划分和判断与程朱不同。其意义在于宣告道统说应当突破以孟子和韩愈所云为据的界限，而回归到孔子那儿，以孔子之述作为判断根据。进一步，在上述十四圣之中，石介最重视孔子，认为“孔子为圣人之至”，又说“道始于伏羲氏，而成终于孔子”。而“道”何以成终于孔子？以《六经》故也。其三，在《六经》中，石介突出了《周易》在构造道统说中的作用。从《系辞传》到《汉书·艺文志》，易学形成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的说法，而这一经典说法的形成，使得《周易》可以将伏羲、文王、孔子三圣贯通起来。不但如此，而且在《辨易》一文中，石介认为三圣作《易》的目的是为了救乱传道，而不是为了播乱于世。综合看来，以上三点是彼此贯通的：从孟子回到孔子，从《论》《孟》返之《六经》，从尧、舜上溯至高辛、颛顼、少昊、黄帝、神农和伏羲，这是石介道统说的逻辑体系。而这个逻辑体系以《周易》为中心，在整体上与韩愈、二程的道统说存在着巨大的罅隙。
再次，比朱子稍前，胡宏（1102—1161）所说的道统谱系与石介很相近。《知言·大学篇》曰：
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氏之学，立天地之经，成万物之性者也。[24]
胡五峰肯定伏羲、神农、黄帝为圣人和道统之祖，这种说法源出于《周易·系辞传》，石介曾肯定在前。
另外，胡宏认为程子直接继承了周子之学（《周子通书序》），[25]这与二程本人的说法是不同的。二程虽然从学于周子，但仅认为自己从周子那儿习得了一些风气和话头，真正的道理其实由“自家体贴得来”的。不仅如此，二程其实对周子略有微辞。胡宏则为了表彰周子之学，在《周子通书序》中借程子以推尊之，其情可谅。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廉溪之学出自穆修、种放、陈抟，非道学之正宗。胡五峰起而辩护之，试图将廉溪之学当作道学，即二程理学之正源。反思之，可知廉溪之学其实界于两大思路之间，即气化宇宙论的老传统和理气说的新传统之间。如何弥缝和融合这两大思路，是南宋诸儒需要完成的思想任务。在此，胡五峰以主辅来处理此二者的关系。对于胡宏来说，在尧、舜之上增加伏羲、神农、黄帝三位圣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的道统观基本上没有受到《四书》系统的限定，而《四书》是由程朱确定的新经典体系。
最后，在宋代，道统的建构与理学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如何梳理和认定道学统系？这是令人颇费思量的重大问题。朱子就宋代道学统系的建立做了两项工作，一项是编录了《伊洛渊源录》（初稿于1173年），一项是和吕祖谦（1137—1181）一起编纂了《近思录》。前一书以梳理二程学术思想之渊源为中心，但其权威性没有得到吕祖谦等人的承认；而且，这部书的出版，朱子生前也没有正式授权。淳熙二年（1175），朱子与吕祖谦共同编纂了《近思录》一书。《近思录》的编纂，标志着道学及北宋道统体系的完成。是书不但勾勒出道学的思想体系，而且确立了二程、周、张四子的道学框架，其意义非同一般。不但如此，随着受到蔡元定（1135—1198）的影响，朱子对于《周易》和邵雍易学的兴趣与日俱增，而这最终使得其道统说进一步发展：一者，朱子强化了《周易》的重要性，提出了“四易说”；二者，在道统谱系上，他增添了邵子和伏羲、神农、黄帝四位。
总之，朱子以集大成（综合）的方式处理了道统重构中诸要素的关系及其所造成的难题：一方面，他以“孟子—韩愈—程子”一系为基础建立了尧、舜以下的道统谱系和由《四书》所构成的经典体系；另一方面，他进一步将北宋道学体系和《六经》包容进来，建立了以孔子为经学视点、从伏羲伊始的新道统谱系。需要指出，理学的生展，与道统的建构在宋代是相应的。
（二）朱子思想的深化、拓展与朱子道统说的建构
在《中庸章句序》中，朱子的道统说上接《尚书·大禹谟》的十六字心诀，从理上说，这是颇为自然的。但是，在《大学章句序》中，朱子又加上伏羲、神农、黄帝三圣，作为道统之祖，这是很不自然的，因为《四书》无涉此三圣。很显然，如果在道统中要加上此三圣，那么单靠《四书》作为经典资源是无法胜任此一架构任务的。陈荣捷曾说：“其（朱子）道统之哲学性，不止基于《书》之十六字诀，而亦基于《易》之太极。……以为非有太极阴阳之说，不足以成全其理气学说。故添入周子，上溯伏羲。其道统之贡献，皆由其理学之贡献而来，事非偶然也。”又说：“朱熹于周子著作中特别表扬《图说》，并予以重要地位，使之成为新儒家哲学之基石。自朱子以来，《太极图说》已为新儒家形上学讨论之起点。”[26]陈说是对的，这是朱子道学的理论基础及其道统建构的目标。朱子乃宋代道学之集大成者，其性格如是，其目标亦复如是。从“允执厥中”派生出性情中和之说，从“太极阴阳说”派生出理气天人之说，这是朱子道学贯通经学与理学的内在逻辑。故朱子在此不得不上接濂溪之学和《周易》经学，从《太极图说》和《易传》的太极阴阳说中获得理学的支持。而陈荣捷在此将周敦颐仅看作朱子通往易学和上溯伏羲的桥梁，这显然是不够周全的。实际上，一者，《周易》阴阳哲学对于中国哲学有着至深至广的影响，对于道学的影响自然不例外；二者，自唐代以来道统说即分为两大系统，一个以《论》《孟》为中心的圣人说，一个从《论》《孟》到《六经》、特别是以《周易》中心的圣人说；三者，与二程关系紧密的周、张、邵三子都非常重视易学，且其发明各有义理。朱子对于周、张、邵三子的认同有先后，先周、张而后邵子。《伊洛渊源录》是朱子建构理学道统之始，而他和吕祖谦合编《近思录》，则标志理学道统论的成熟。这两部书是朱子中壮年之作，都列入了周敦颐和张载，但都没有列入邵雍。[27]朱子没有列入邵雍的原因，很可能是基于理学自身的思想逻辑和程子的有关评论。不过，一旦专心于易学，朱子即开始重视起邵雍来，并对道统说再次作了建构。朱子在《易学启蒙》和《周易本义》二书中正式承认了邵雍在理学体系中的位置，并依此重构了道统说。
从易学看，朱子的道统说先后主要吸纳了周敦颐和邵雍的思想。朱子所吸收的周子思想，主要见于《太极图说》。在乾道九年（1173），朱子撰定了《太极图说解》一书。首先，在此《解》中，朱子竭力推崇周子的《太极图说》，甚至说二程兄弟“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在《周子太极通书后序》一文中，朱子说：“盖先生之学，其妙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蕴，而程先生兄弟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28]《太极图说解》则曰：“《易》之为书，广大悉备，然语其至极，则此《图》尽之，其指岂不深哉！抑尝闻之程子昆弟之学于周子也，周子手是《图》以授之。程子之言性与天道多出于此，然卒未尝明以此《图》示人，是则必有微意焉。”[29]实际上，程子兄弟生前未尝有一言及于此《图》，且曾多次明言其思想主旨非从外铄，故时人或有“至程子而不言，则疑其未有能受之者尔”的说法。然而既然《太极图说》展现了理学之大纲大要，且当时已形成周子为“理学之宗”的说法，那么朱子和张栻就不得不说“观其手授之意，盖以为程子为能当之”，又说“其必有微意，是则固然”云云。[30]其实，这一说法最早出自胡宏，然后衍及朱子、吕祖谦和张南轩等人。其次，在此《解》中，朱子以“太极”为核心概念疏解了《太极图说》的大意，突出了此概念的本体含意，并以“无极而太极”的命题对“理”本体作了大力阐发。相比之下，周子的《太极图说》则保留了相当浓厚的宇宙论意味。淳熙十三年官修《四朝国史》所录《太极图说》首句即作“自无极而为太极”，而朱子则断定周子原文当作“无极而太极”。其实，“无极而太极”可以看作朱子本人对于“太极”概念的一种新理解，对于他来说，“无极”和“太极”皆就“理”而言：太极是理，无极即就此理而言之，“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朱子提出“无极而太极”之说，暗中即以理气说为前提。在是“自无极而为太极”还是“无极而太极”的问题上，朱子和陆九渊兄弟曾大起辩论。[31]辩论的要害，指向周子的《太极图说》能否作为理学之大纲大要，且周子本人能否作为理学之宗源上。而朱子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之分际，即由此可见。最后，朱子阐发了“各一其性”之说，认为性即理即太极，“自万物而观之，则万物各一其性，而万物一太极也”，“盖合而言之，万物通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由此，道德修养的基本路线是人与太极与理与性的合一，所谓圣人即是其“太极之全体，一动一静，无适而非中正仁义之极，盖不假修为而自然也”。总之，周敦颐将《太极图》归之为易学，《太极图说》则阐发了大《易》的本体宇宙论思想，朱子进一步强化了其本体涵义，并将本体宇宙论看作理学的基本框架。由此，朱子不得不重视易学传统，重视《周易》一经在道统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邵雍的易数学与先天学，深刻地影响了朱子道学思想的发展。朱子理学从程学向周学的扩展，使得朱子本人不得不深入《周易》的“虎穴”，一探究竟。北宋是传统易学的新创期和新发展期，象数和义理两派都很发达。刘牧、邵雍属于象数派，而胡瑗、周敦颐、张载、程颐、王安石等属于义理派。不仅如此，北宋易学的推展十分复杂。从师承来看，北宋易学的主体出自陈抟、种放二氏。朱震以“图”为推衍线索，将北宋易学的主体分为三系，即以邵雍为代表的先天图系，以刘牧为代表的图书学系，和以周敦颐、二程为代表的《太极图》系。[32]当然，二程是否属于《太极图》系，是存在疑问的。朱子在此相信朱震之说，并由此接上话头，从程学入濂溪学，从《太极图》入易学，进而荟萃整个北宋易学的思想成果，将刘牧的图书学和邵雍的先天图学都纳入自己的易学体系的建构中。《易》为《五经》之原和《五经》之首，新经典体系的建立，使得道统说从《四书》的背景进入《六经》的背景之中。这样，朱子就不得不重构了自己的道统说。
《易学启蒙》一书由朱子和蔡元定（1135—1198）合撰。《启蒙》成书于淳熙十三年（1186），朱子对于此书甚为满意，“（一次他）说《大学》《启蒙》毕，因言：某一生只看得这两件文字透，见得前贤所未到处”。[33]《启蒙》卷一《本图书》论《河图》《洛书》，卷二《原卦画》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直到六十四卦的生成，又论《伏羲八卦图》《伏羲六十四卦图》和《文王八卦图》。先天八卦图、先天六十四卦图和后天八卦图，其说本于邵雍，其推演之法亦本于邵雍。朱子和蔡季通还在《周易》经传中为其找到了相应的理论依据。[34]
《周易本义》晚于《易学启蒙》成书，最终完成于庆元年间（1195—1201）。[35]《本义》后成为科举考试的教材，影响极大。是书十二卷，首载《易图》一节，包括《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卦变图》九图。其中《卦变图》为朱子所作，其他八图都与邵子有关。《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六图，都出自邵子之手或之意。朱子为这九图之作在《易传》中找到了经典依据，同时指出其制作者。最后朱子总结道：“右《易》之图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画，最宜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读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说为文王之说也。”[36]在具体注释中，朱子又说：“（《易》）其卦本伏羲所画……《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也。”至于伏羲如何画卦，朱子在《周易本义·易五赞·原象》等中作了说明。其依据即《系辞传》“太极生两仪”的画卦说和重卦说，以及邵子发明的“加一倍法”。[37]
总之，朱子不断继承了以邵雍为主的象数学，而且由此深入到对《周易》经传本身的理解之中，认为阴阳爻象、八卦和六十四卦均为伏羲所画。这即是说，若没有伏羲，就不会有《周易》。在朱子看来，《周易》对于理学的本体宇宙论和太极阴阳哲学（理气论）的建构具有重大意义。由此，朱子从理学和经学两个领域扩展和深化其思想。张克宾说：“在朱熹看来，‘十六字心传’之意蕴尚未直指天道性命之根本，而此根本就是《易》亦即《太极图》中的太极阴阳之道，可以说以伏羲为道统之始、易道为道统之本乃是朱熹理学建构的逻辑必然，而《易》的中道、时中的内涵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由此可以说，朱熹理学作为心性学其所依据的经典文本是《四书》，而作为天人之学其理论的根柢则在易学之中。”[38]张氏的说法是对的。不过，还需指出，朱子道统论的最终完成是从周子转向邵子，从本体宇宙论转向以《周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太极阴阳理气说的结果。而通过纳入《尚书》《周易》，特别是《周易》一经，朱子再次重构了理学的道统论，并根据《系辞下》一段话很自然地在道统中加上了伏羲、神农和黄帝三氏；同时，加上了包括邵子在内的北宋五子。
四、综合、融通与道统说的重构
（一）朱子道统说的三个阶段
大体上说来，朱子的道统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继承二程的思想，以《四书》特别是以《孟子》为中心，朱子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说。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他将二程纳入道统谱系之中。另外，在一定程度上，朱子和程子一样，亦有以《四书》贯通或涵盖《六经》之意，以“允执厥中”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为贯通二者的津梁。[39]第二阶段是以《太极图说》及其包含的本体宇宙论思想为基础，朱子重构了自己的道统说，从《伊洛渊源录》到《近思录》，理学的道统论（谱系及其理论基础）被构造出来，同时二程和周子、张子四子受到特别的重视。在此时，朱子已在较大程度上认识到《周易》一经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是在伏羲作《易》说或先天易学的基础上，朱子进一步认识到《周易》，特别是《易传》“太极生两仪”云云对于理学、经学及儒家道统说构造的重要性。道统说从而实现了从北宋四子到五子，从孟子到孔子，从尧舜到伏羲、神农、黄帝，从《四书》到《六经》的巨大转变。朱子集其大成，完全突破了二程所划定的藩篱。这样，道统理论演变为本体宇宙论（太极阴阳理气论）和以中和问题为核心的心性论；道统的谱系，发展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再到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和朱熹本人；道统的经典，扩展为《近思录》《四书》和《六经》，其中《近思录》为《四书》的阶梯，《四书》为《六经》的阶梯。《六经》乃王教之典籍，孔子所述作。
朱子道统论之三个阶段的演进和开展，与宋代理学思想及朱子本人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与朱子本人集大成的学术性格密切相关。其中，理学在北宋发展的过程中所造成的思想张力和经术张力，是朱子发展理学和重构道统说的必要前提。而这个思想上的张力，具体表现为二程的心性论理学与周子、邵子的本体宇宙论理学的张力；相应地，在经术上表现为《四书》与《六经》之间的张力。朱子从《四书》出发，以《四书》为基础，最终回归《六经》，而现实了自身的突破和超越：理学的集大成和道统说的发展，贡献十分巨大。
（二）基本经典和道统谱系的构造与扩展
朱子道统说的建构和再建构，除了体现在基本思想（“道”）的改造上之外，还体现在基本经典及其次第的构造与厘定，以及道统谱系的构造和扩展上。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值得明确和重视的。
首先，在为学次第和道统逻辑的构造上，朱子对于《近思录》《四书》和《六经》先后次序的安排是有差别的。从《近思录》到《四书》，从《四书》到《六经》，这首先是朱子的为学读书次序。朱子云：
（1）《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淳。）[40]
（2）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故今刻四古经（《书》《诗》《易》《春秋》）,而遂及乎此四书者以先后之。且考旧闻,为之音训,以便观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于此者,附于其后,以见读之之法,学者得以览焉。抑尝妄谓《中庸》虽七篇之所自出，然读者不先于《孟子》而遽及之,则亦非所以为入道之渐也。[41]
（3）人自有合看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某才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易》自别是一个道理,不是教人底书。[42]
所谓《四子》，指《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上述三条引文，都是讲为学读书之次第的。概括起来说，这个次第就是：《近思录》是《四子》的阶梯，而《四子》是《六经》的阶梯。《近思录》为朱子、吕祖谦所编，《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程子所定，《六经》为孔子所述作。《四子》与《六经》的关系，由程子初作说明。《二程粹言·论书篇》曰：“或问：穷经旨，当何所先？子曰：于《语》《孟》二书，知其要约所在，则可以观《五经》矣。读《语》《孟》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43]程子之意在于强调《语》《孟》的重要，朱子继承此说，在为学读书的次第上继续坚持《四书》的优先性。
不过，在道统的构建上，朱子起初继承程子之说，以《四书》特别是《孟子》为经典依据；同时，其道统说反映在《伊洛渊源录》的编纂上，程子被列为圣贤，加入道统谱系之中。与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反映出朱子的道统观，随其理学思想框架及其内涵的变化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朱子由重视《太极图说》所蕴含的本体宇宙论的理路，进而认识到《周易》一经的重要性；同时，他将周子和张载列入圣贤之列。后来，朱子又通过先天《易》而将邵子加入圣贤之列。由此，《周易》在经学中的地位变得最为重要。总之，朱子的经学伴随着道统的深化和扩展，从《四书》走向了《六经》。
其次，朱子在其后半生经历了对《周易》不断加深认识，并意识到其与道统说的建构具有莫大的关系。一者，朱子曰：“某尝谓上古之书莫尊于《易》，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44]又曰：“伏羲、神农见《易大传》，乃孔圣之言，而八卦列于《六经》，为万世文字之祖，不知史迁何故乃独遗而不录，遂使《史记》一书如人有身而无首。”（《答吕子约书》）[45]在此，朱子不仅认识到《易经》《易传》的重要性，而且认识到“伏羲、神农见《易大传》，乃孔圣之言”，肯定了伏羲、神农为道统之祖。二者，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画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尝言太极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赞《易》，自太极以下，未尝言无极也，而周子言之。夫先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 若于此有以灼然实见太极之真体，则知不言者不为少，而言之者不为多矣。”（《答陆子静书》）[46]这是讲伏羲、文王、孔子、周子这四位先圣后圣“同条共贯”，诠释易道，而今者即在见此易道，“实见太极之真体”。在朱子看来，儒家的道统即建立在此“实见太极之真体”和先圣后圣“同条共贯”两条法则上。
再次，朱子的道统谱系经历了一个上加和下接的扩展过程。第一步，朱子肯定二程兄弟得道统之传。程颢过世时，程颐肯定其兄得道统之传，而他们的弟子如朱光庭、范祖禹、刘立之等亦肯定二程兄弟得道统之传。[47]在《中庸章句序》中，朱子不仅肯定了程子所拟定的道统谱系，而且将程子加入其中。第二步，朱子先扩展了理学道统，从二程兄弟扩展为二程、周敦颐、张载四人，这见于《伊洛渊源录》和《近思录》二书。其中，周程道统关系的确立，是朱子道统说新建构的核心元素。后来，朱子又添加了邵子，这见于《易学启蒙》《周易本义》二书。与此同时，朱子在尧、舜之上更添加了伏羲、神农、黄帝三圣，作为道统之祖。《大学章句序》曰：“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48]《答黄商伯书》曰: “《启蒙》改本未成，后便寄去。近塑得伏羲象，欲奉之武夷精舍，恨贤者不能一来观之耳。”[49]陈淳将朱子此意作了进一步的推展，曰：“粤自羲皇作《易》，首辟浑沦，神农、黄帝相与继天立极，而宗统之传有自来矣。尧、舜、禹、汤、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为三纲五常之主。皋陶、伊、傅、周、召又相与辅相，跻天下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群圣之法作《六经》，为万世师，而回、参、伋、轲实得之。上下数千年，无二说也。”（《师友渊源》）[50]第三步，朱子在晚年形成了更为综合、完整的道统次序，将司马光也纳入其中。绍熙五年（1194），朱子辞官归乡，建沧州精舍，作《沧州精舍告先圣文》之祝文，其中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恭维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述古垂训，万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时雨。维颜曾氏，传得其宗。逮思及舆，益以光大。自时厥后，口耳失真。千有余年，乃曰有继。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俾我后人，如夜复旦。”[51]朱子在此将道统谱系赫然分为三节：从伏羲到周公为第一节，从孔子到孟子为第二节，北宋六子（周、程、邵、张、司马）为第三节。第一节除了伏羲以外，余皆在祝文中略去，可能朱子晚年特重孔子以下儒门圣贤传道之义。需要指出，朱子对于司马光的态度有宽严之分，从宽大言，司马光可以计入道统，从严格言，则司马光不应当列入。[52]
最后，朱子本人亦有意于道统之传，他的学生黄榦将其正式添入道统之中。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说：“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耳。”此即朱子表露有意于传承道统之一证。嘉定十四年（1221），即朱子逝世后21年后，黄榦在《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中说：“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道统之责，得道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53]这不但肯定朱子得道统之传，而且肯定道统之传在当时有赖于朱子了。
五、结语
朱子道统说的提出和建构，发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前提和来自道学运动上的思想张力。它是在不断融合理学思想特别是北宋五子思想及儒家经学观念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并不断发展的。在北宋五子中，二程的道统意识非常强烈，形成了以《四书》为基本经典及其所涵盖的圣贤人物为谱系的道统说。相比之下，周子、张子和邵子的道统意识则较为淡薄，他们更重视本体宇宙论的建构和宇宙数理的推演，以及对《周易》一经的诠释。朱子直接继承了二程的道统说，肯定二程得道统之传，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自己之新道统论的建构：他首先肯定并强化了周程授受一致的说法，阐明了周子“无极而太极”的本体宇宙论即二程的理气论，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新道统说，——这是朱子铺设的打上自己印记的第一块奠基石；进而在《伊洛渊源录》《近思录》两书中，朱子正式编织了由二程和周、张四子所构成的理学道统，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意识到了《周易》的重要性；最后，在重视和解释《周易》、贯通《四书》《六经》、重返孔子之思想世界的过程中，朱子建立了一个融贯古今、彼此关涉的新经学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他一方面将邵雍纳入理学道统之中，另一方面将伏羲、神农、黄帝列为道统之祖，从而构造了一个更为完备、更为包容、更为博大的新道统体系。追问其原因，归根结蒂，朱子道统说的形成和发展，是由理学、经学在宋代所遭遇的道学运动及其思想张力和朱子个人集大成的思想性格所决定的。
TheTension and Fusi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Zhu Xi’s the Theory of DaoTong
Sixin D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singhua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Zhu Xi'stheory of Dao Tong道统 has its historical premise and intellectual tension from themovement of Neo-Confucianism. It came into being and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continuousintegr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especially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FiveMasters’ thoughts and the concept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Zhu Xi inherited ChengBrothers' theory of Dao Tong, and gave it a support that Cheng Brothers receivedthe Dao Tong. Moreover, Zhu Xi proposed his theory of Dao Tong: Firstly, he affirmedand strengthened the opinion that it was identical between Zhou Dunyi’s teachingand Cheng Brothers’ learning, made it clear that Zhou Dunyi's ontologicalcosmology was consistent with Cheng Brothers' theory of Li Qi理气, and initially constructed hisown new theory of Dao Tong. Secondly, Zhu Xi formally established genealogy ofNeo-Confucians Dao Tong that included Zhou Dunyi, Cheng Brothers and Zhang Zaiin the Jin Si Lu近思录. Finally, After he paid more attentionto Zhouyi and its Commentaries周易经传, integrated Four Books四书and Six Meridians六经, and returned to the world ofConfucius’ thought, Zhu Xi reconstructed a new more complete and broader systemof Dao Tong than before, with a genealogy including Shao Yong, Fu Xi, Shen Nongand Huang Di. All in all,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Zhu Xi's theory ofDao Tong is determined not only by the intellectual tension from the movementof Song Dynasty Neo-Confucianism, but also by Zhu Xi's comprehensive intellectualcharacter.
Key Words: Zhu Xi; theoryof Dao Tong; Four Books; Six Meridian; Zhouyi
*丁四新（1969—），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入选2014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出土简帛四古本《老子》综合研究”（编号：15ZDB006）的阶段性成果。
[①]（唐）皮日休：《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请孟子为学科书》，见氏著：《皮子文薮》卷九，萧涤非、郑庆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9页。皮氏佚文《襄州孔子庙学记》亦涉道统说，见前揭书附录二，第239页。在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提出道统说的还有陆龟蒙、朱阅、林慎思、司空图、牛希济等人。他们的观点，可以参看叶平：《五代十国时期儒学道统谱系的衍变》，《中州学刊》2017年第5期，第100—104页。
[②]（唐）韩愈：《原道》，载（宋）魏仲举编：《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4册，第224页。本文凡引韩愈《原道》文，均见此书第221—224页，下不出注。
[③]朱子《孟子集注》总结此章曰：“历序群圣之统。”（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7页。
[④]《河南程氏遗书》（简称《遗书》）卷一，载（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2版，第5页。
[⑤]《遗书》卷十八，载《二程集》，第232页。
[⑥]这段文字，又见《二程粹言·圣贤篇》。参见《二程集》，第640、1242页。
[⑦]这一点，在二程弟子刘立之那里得到了印证。刘立之曰：“自孟轲没，圣学失传，学者穿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杰然自立于千载之后，芟辟榛秽，开示本原，圣人之庭户晓然可入，学士大夫始知所。”参见《二程集》，第329页。
[⑧]以上论述，可参看蔡方鹿：《程颢、程颐的道统思想》，《开封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31—33页。
[⑨]程颐：《程氏易传·序》，载《二程集》，第689页。
[⑩]《二程外书》卷十二，《二程集》第424页；《二程粹言·圣贤篇》，《二程集》第1241页。
[11]《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37页；《二程粹言·论书篇》《论道篇》，《二程集》第1203、1174页。
[12]《二程粹言·圣贤篇》，《二程集》第1241—1242页；《遗书》卷二上、卷十、卷十五、卷七、卷十八，《二程集》第32、42、112、171、150页、97、197页。
[13]（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三十三至二百三十四，载《四库备要》第3册，中华书局、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版，第1179—1188页。
[14]熙宁四年（1071）二月，《孟子》首次列入科举考试。元封七年（1084）五月，孟子首次允许被配享。参见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9页；徐洪兴：《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第106—107页。
[15]（宋）司马光：《传家集》卷七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63—667页；（宋）李觏：《李觏集》卷三十二至三十四，王国轩校点，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4—377页。
[16]（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一至十三，李剑雄、刘德权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152页。
[17]（宋）胡宏：《释疑孟》，见《胡宏集》，吴华仁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18—327页；（宋）张九成：《孟子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9—516页；（宋）余允文：《尊孟辨》《尊孟续辨》《尊孟辨别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6册，第517—549、549—564、564—569页。
[18]（宋）朱熹：《读余隐之尊孟辨》（《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三），载《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08-3554页。
[19]（宋）朱熹：《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载《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39页。
[20]（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4—16页。
[21]（唐）林慎思：《伸蒙子》卷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36页。
[22]（宋）石介：《读原道》，载《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七，陈植锷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8页。
[23]（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七，第78—79、153—154页。
[24]（宋）胡宏：《胡宏集》，第32页。
[25]（宋）胡宏：《胡宏集》，第160—161页。
[26]陈荣捷：《朱子新探索·新道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9—290页；《朱学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27]《伊洛渊源录》传世各本均有《康节先生》一卷，其实这是坊间私自添加的，朱子原编纂本无此卷。《朱子语类》卷六十《孟子十》“杨子取为我”条曰：“问：‘渊源录中何故有康节传？’曰：‘书坊自增耳。’（可学。）”见（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第1447页。
[28]（宋）朱熹：《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载《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28页。
[29]（宋）朱熹：《太极图说解》，载《朱子全书》第13册，第76页。
[30]（宋）朱熹：《太极图说解·后记》，载《朱子全书》第13册，第79页。
[31]参见朱子《答陆子美》《答陆子静》和陆九渊《与朱元晦》的书信。（宋）朱熹：《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载《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60—1562、1566—1575页；（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二，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31页。
[32]《宋史·朱震传》引朱震《汉上易解》。见（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三十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908页。
[33]参见（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四，第258页。
[34]（宋）朱熹、蔡元定：《易学启蒙》卷二，载《朱子全书》第1册，第217—244页。
[35]参见王铁《周易本义·校点说明》，载《朱子全书》第1册，第2页。
[36]（宋）朱熹：《周易本义》，载《朱子全书》第1册，第28页。
[37]（宋）朱熹：《周易本义·周易五赞》，载《朱子全书》第1册，第163、164页。
[38]张克宾：《朱熹与太极图及道统》，《周易研究》2012年第5期，第26页。
[39]《遗书》卷十一，《二程集》第276页；（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4页。
[40]（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五，第2629页。黄榦《复李公晦书》云：“先《近思》而后《四子》,却不见先生有此语。陈安卿所谓‘《近思》，《四子》之阶梯’,亦不知何所据而云。”（宋）黄榦：《勉斋集》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1页。按，陈淳所记，与朱子《书临漳所刊四子后》所说及朱鉴编《朱文公易说》卷十八所记一致，不为无据。
[41]（宋）朱熹：《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书临漳所刊四子后》，载《朱子全书》第24册，第3895—3896页。
[42]（宋）朱鉴编：《朱文公易说》卷十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册，第787页。
[43]（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204页。
[44]（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七，第1659页。
[45]（宋）朱熹：《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八，载《朱子全书》第22册，第2228页。
[46]（宋）朱熹：《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载《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67页。
[47]（宋）程颢、程颐：《二程集·门人朋友叙述并序》，第328-334页。
[48]（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页。
[49]（宋）朱熹：《晦安先生朱文公别集》卷六，载《朱子全书》第25册，第 4963 页。
[50]（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十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8册，第615页。
[51]（宋）《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六，载《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50—4051页。
[52]《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有《六先生画像赞》一文，六先生的顺序是濂溪先生、明道先生、伊川先生、康节先生、横渠先生和涑水先生，与《沧州精舍告先圣文》所谓“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爰及司马”的顺序是一致的。不过，《六先生画像赞》没有出现“道统”的概念，不一定表示理学道统的次序。据束景南考证，《六先生画像赞》作于乾道九年（1173）十一月。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1页。
[53]（宋）黄榦：《勉斋集》卷三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8册，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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