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是别人“厉害了”

——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30周年回顾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对于出版业的同事来说，这套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丛书，当然是一项值得称道的成就，而这项成就的取得，也当然要归功于他们堪称罕见的耐力，归功于他们对于学术的高度热忱。三十年来，这套丛书历经了先后五任的社领导，也一直背负着相当的财务负担，可是这些出版人不光是矢志不移，而且还越干越带劲越干越投入了。也正是因此，在这个创办三十周年的日子里，从我这边最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些出版人都比我本人更兴奋。就冲这一点，我们就应当首先祝贺他们。——正像我以前打过的比方：你刚把一杯咖啡给端起来时，那意味着大概你只是想要提提神；而如果把它静静地端上两个小时，那大概意味着你为什么事情出了神；可要是你把它一动不动地端上三十年，那么，就连你自己都已经修炼成为文物了！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进一步说，这项成功的获得，还要归功于它的规模同样庞大的译者队伍。学术翻译本来就不轻松，本来就属于为人作嫁的功德，更不要说到了这个错乱的当下，再差劲的学术写作都能申报成果，而再优秀的学术翻译又都不能。可即使这样，我们如果屈指算来，还是有前后不下200位的译者，共同支撑起了它的180多个选题。在这个意义上，大陆的学者既为数众多，又不怕吃苦，这应属于我们最大的比较优势。

与此相联，如此卷帙浩繁、而且内容深奥的丛书，也只有当它背靠一个为数巨大、而且底蕴深厚的语言共同体时，才有可能指望它的成功。事实上，只要同台湾的出版业一比，看看那边的读者群是多么狭小，而学术阅读的范围也是多么狭小，以至于那边的学术出版业，也曾被我形容为“有自由而无空间”，那么就可以反过来想象，我们所有幸背靠的这些海量读者，会怎样丰厚地滋养这边的出版业。

又因为这样，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体会到，这种成功的获得，更要仰仗广大读者对于学术的热爱，以及，我们经由这种热爱又可以看出来的，他们对于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抱持着怎样的好奇、关切或焦虑。在这个意义上，这才是这套书的强大民意基础，也就是说，这些读者是把手中的钞票，无形中当作了选票，在他们有权选择的图书市场上，向我们的出版项目投了赞成票。

当然，更加须臾离也不开的，还是这套丛书的原作者们，也即海外汉学的同行们，我们特别请来了其中的几位代表，以便当场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这一层感激之情，其实我早在20多年前，也就是早在1997年，就已在哈佛的费正清中心表达过，还是当着史华兹教授的面：“不管你们的具体论点能否被最终接受，你们都以无可辩驳的学术量，帮我们维护着学术研究的尊严，并以此吸引回来了一部分读者。”

而更加重要的，也是从更加宏观、也是更加隐秘的角度看，这套书的大获成功，又决定性地得益于中国的持续开放。耐人寻味的是，只需稍加对比就不难发现，正是这套不捐细流的丛书才证明了，中国读者在心态的开放上，反而超过了既号称享有自由、又号称重视翻译的日本人。——“当我把译介工作拓展到日本研究以后，又首先选定了50种这方面的公认名著，然后就到日本的图书馆去进行查找，却发现日本人竟然只翻译了这些书中的寥寥数种，不过在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间。所以相比起来，也许有点出乎西方观察家的意料，倒是中国人在更加心态开放地，更加心胸开阔地，对待产生于他们国家东亚系里的那些学术成果。”

至于我个人所做的工作，即使不能说是微不足道的，也总算是积下了一点业绩，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功德无量”的，尽管我也常会听到这样的谬奖，可我对此从来都不敢领教。——毕竟，我本人也是志不在此，否则的话，作为一位同样在从事研究的学者，我也不过就是在“狐假虎威”了，也就是说，在座的汉学家才是真正的老虎，而我本人则只是装模作样的狐狸。

我这么说，是因为已然悲壮地意识到，算来算去，也只有我们这代人才最是命苦。——由于几乎是从精神废墟中起步的，我就曾把这代人所肩负的文化使命，概括成了“译百家书，成一家言”八个字。也就是说，这是要把“从鸠摩罗什到王阳明”的千年消化历程，压缩到短短一代的学术生命中去完成；而且，“不管这样的使命多么艰难，它对我们还显得特别紧迫，因为只要不能完成这个使命，就无法思想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我们也就终会有负于自己的时代。”

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尽管身在出版业的那些朋友，是有充足的理由来进行庆祝，并且接受我们诚挚的敬意，可另一方面，一旦谈到身在学界的我们自己，却不能只因为引进了别人的研究，就可以同样有理由沾沾自喜地庆祝。要知道，我们此生的工作是成是败，还远在“未定之天”，还要取决于我们的接续努力，或者根本就不努力。而且，说到黯然神伤之处，其实正是这套书的成功，才更向我本人提示了岁月的流逝。——无论什么人，哪怕他再是铁打的，哪怕他再注意保养，只要他能把一套丛书主编了三十个年头，那么，就算他还没有垂垂老矣，也总归已经是老之将至了。

接着这个话题来发挥。也只有从这个角度观察，才能看出这套书对于我们的真实意义。事实上，那意义并不在于成功，而只在于一种激发，一种警醒，甚至是一种挑战。甚至于，正因为这些引进的汉学著作，白纸黑字地演示了海外同行的水准与原创，就反而使我们的任务显得更加艰巨了，——既然我们的任何可以预期的成果，都只有在国学与汉学的并长争高中，才能被真正令人满意地创造出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就千万别再乱讲什么“厉害了”、“厉害了”。恰恰是摆在面前的这套书，最能证明我们并没有那么“厉害”，而“厉害”的其实是人家。——照此说来，我们如果真想“厉害”一点，就必须在认真阅读这套丛书的同时，再冷静客观地找出自己的差距，并且毫不讳疾忌医地展开新一轮的学习。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先要知道这些严肃的学术著作，都是在什么样的学术环境下，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下，什么样的学术纪律下，才顺理成章地能被生产出来的。

比如，如果真心想要“厉害”一点，那么，我们对于自己祖国的学术研究，就至少要跟国外的同行旗鼓相当。也就是说，在我们自己的学术活动中，也需要同样的细致绵密，同样的角度新颖，而且为了达到这一点，就需要同样去展开真刀真枪的、却又充满善意的学术批评。

再如，如果真心想要“厉害”一点，那么，我们就要从这套丛书更上一层，另起炉灶地创办一个《中国研究文摘》来，以便及时反映更加新颖的、以论文为发表形式的成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借此更要跟国际上的同行，展现更加即时的对话意识，让彼此独立做出的学术研究，又都能打从初始阶段，就能考虑到对方的问题意识。

又如，如果真心想要“厉害”一点，那么，我们就不仅要在中国研究方面，企望做到跟国际同行们并驾齐驱，更重要的是，也应当在今后去努力争取——至少不能泯灭这样的企图心——即使在美国研究、乃至西方研究方面，也能够跟他们并驾齐驱，也就是说，能够让美国同行也把我们对他们国家的研究，就像我们今天所做的那样，也真能当作必须参考的、舍此就不能获得突破的成果。

又如，如果真心想要“厉害”一点，那么，我们就必须除了对中国和美国之外，还对世界上的所有其他地区，特别是目前被称作“一带一路”的地区，都展开同等规模与水准的学术研究。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划分中了解到，我们眼下引进的这些中国研究成果，在美国那边正属于“地区研究”的范畴，而且也不过就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又如，如果真心想要“厉害”一点，那么，即使是面对着国际上的战略对手，我们也不光需要智库式的短期对策研究，还更需要学院式的长远学术研究。而既然如此，我们就需要不亚于美国的学术资源，尤其是需要不劣于它的资源分布方式，同样地，我们就需要不亚于美国的学术自主，而不能样样都听从长官意志的摆布。

又如，如果真心想要“厉害”一点，那么，我们就不仅需要知道必须向文科加大投入，还必须知道怎样去内行地进行这种投入。而反过来说，如果还是像我们现在这样，不断地用社科基金这样的官方资源，去强化国家的意志和收编学者的思想，那么这样的投入其实是越多就越糟，就越会捆绑住学者的手足。

又如，如果真心想要“厉害”一点，那么，在国内的同行之间，就要像国外同行所做的那样，必须去密切相互间的切磋交流，而不能既坚持不读同行出版的新作，而且还认为自己的这种充耳不闻，并不是自己的、反倒是作者的耻辱；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一旦为校园里请来了讲演者，就觉得那只是为年轻的同学们请的，而自己早已到了无需再听的程度。

又如，如果真心想要“厉害”一点，那么，我们就不光是需要灵活的学科建制，而非样样都必须纳入僵化的学科代码，以便让学科的发展能及时跟上社会的需求，而且，我们还更需要让所有的这些学科，包括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都进行交叉和互补的交流，以便让我们对于整个这个地区的把握，可以像美国那边的“地区研究”一样，建立在多学科的交叉、立体认知之上。

又如，如果真心想要“厉害”一点，那么，我们就必须努力去争取让我们的中文，对于国外同行不再只意味着一种“材料语言”，就像我们自己也可以去通晓藏语、满语或突厥语，但却不会有人用那样的材料语言，去公开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从两个方面去把握平衡，就像我以前在阐述《中国学术》的办刊目标时，曾经反复就此强调的那样：“它一方面希望‘力争中文成为国际学术的工作语言’，反对不分青红皂白统统不给汉语学术成果打分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吁求‘提升我国人文及社科的研究水准’，反对把自己的被动局面统统归咎于别人的偏见和歧视。”

又如，如果真心想要“厉害”一点，那么，我们就需要让自家做出的“理论创新”，也能转过来辐射到其他研究领域中去；或者说，就像我的老友裴宜理所指出的，争取把中国研究变成理论生产的“出超”领域：“照我看来，我们的学术灵魂到底能否得救，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能否完成此种创新。这是因为：首先，它更能提醒在理论思维和经验事实上的某种小心翼翼的平衡，而不是仅仅修补舶来研究范式的千疮百空的篱笆；其次，它更能突出本国传统资源的能动作用，而不是片面强调外缘文化模式的解释功能；再说，尤为重要的是，它可以扩散这种研究在世界范围的辐射效应，而不是白白把它的贡献和意义局限于中国一隅。”

最后再说个笑话。即使把这些全都给做到了，我还是不怎么敢确定，我们就真能算得上怎么“厉害了”，也不过就是平平常常吧？。事实上，尤其在最近一段时间，大概是由于受到了恶刺激，只要听到有谁在讲什么“厉害了”、“厉害了”，我就会由这样的句式，想起《西游记》的一个情节，书中的小妖一旦逃回洞中，总是会气急败坏地惊呼——“大王，祸事了，祸事了”！

刘东

2018年10月19日拟于清华学堂218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