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26日至28日，第八届“中日哲学论坛”在日本东京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由驹泽大学和立教大学联合主办，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心协办，主题为“异化与自由：黑格尔的社会哲学和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日本一桥大学、京都大学、驹泽大学、立教大学等多所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余名师生代表参与了论坛，深入探讨了黑格尔的法哲学、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以及当代批判理论等重要哲学主题。
8月26日，论坛在驹泽大学开幕。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韩立新致开幕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李晓魁研究员主持。韩立新教授回顾了“中日哲学论坛”的历次举办历程，介绍了出席论坛的嘉宾，点明了本届论坛的学术主题，并期待论坛继续成为中日之间哲学学术薪火相传的重要平台。
论坛第1场，清华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陈浩作了题为“Why Cannot the Community Be the Solution to the Alienation of Intercourse?”的英语报告。
陈浩提出，交往异化（人格交往关系被物的交换关系掩盖取代）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理论主题。学界普遍认为，交往异化源于私有财产，解决方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共同体方案”，核心为消除私有财产、共同占有控制生产资料。但陈浩指出，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构想有前后变化，导致其对交往异化产生机制与解决方案的设想存在差异。《大纲》持社会关系实在论立场，预设个体互动前已具备类本质，靠共同体分配社会劳动解决问题；而马克思早期在《穆勒评注》中持唯名论立场，认为类本质是个体良性互动的产物，且将私有财产视为个体性的对象化表现，提出仅当私有财产被当作抽象交换价值时，人格交往才会异化。因对私有财产、社会关系理解不同，《大纲》的共同体方案难以解决《评注》所刻画的交往异化困境。
驹泽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明石英人对陈浩的报告进行了评议。明石英人肯定其比较《穆勒评注》与《大纲》、揭示马克思不同阶段对私有财产与交往关系理解差异的价值，但他提出，将私有财产视为个体性对象化、认为不同私有财产交换或构成理想交往的解读，与《巴黎手稿》中私有财产是异化对象化的界定存在张力。此外，应区分“所有权”与“占有”，若简单将私有财产看作“个体性在对象中的体现”，易使其与一般对象等同，模糊马克思对所有权的独特规定。
论坛第2场，福岛大学经济经营学类准教授三家本里実作了题为“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Real Subsumption——Braverman’s Labor Process Theory and Marx”的英语报告。三家本里実指出，马克思提出的“形式从属”与“实质从属”，揭示资本需剥夺工人知识技能，才能让劳动过程完全服务于资本增殖。布雷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中提到，资本以泰勒制等“管理”方式，分离劳动的构想与执行环节、垄断生产知识，实现对劳动过程的全面控制。在此基础上，她分析人工智能的当代作用：其不仅加快知识剥夺与数据化，还部分替代传统管理者职能，让资本更直接掌握劳动过程，使实质从属更彻底。她强调，工人仅夺回知识所有权无法突破资本逻辑，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知识已成为统治工具，真正出路是创造新的知识形式，让生产重新以使用价值为导向。
一桥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郭书言对三家本里実的报告进行了评议。郭书言肯定其突破人工智能是否致失业的表层争论，切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核心——人工智能在实质从属中加速剥夺工人知识、控制劳动过程。人工智能延续并强化“分离构想与执行”逻辑，在高低端产业分别巩固知识垄断、加剧工人边缘化。结合中日 IT 产业比较，他指出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工程师自主性更高，认为需在全球价值链与国际分工语境中理解人工智能对劳动过程的影响。
论坛第3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周阳作了题为“The Subject Predicate Relationship Theory before The Subject - Predicate Inversion: Marx’s Theoretical Approach from Bauer to Feuerbach”的英语报告。周阳指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接受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理论，是因为他在此前已经构建出了与费尔巴哈主张相似的主词-谓词学说。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及相关笔记中，通过重新阐释黑格尔和鲍威尔的“概念判断”，强调“上帝存在”是一种康德式的主观综合判断，作为谓词的“存在”取决于作为“个体”的主体的“实践”和“知觉”。在重视知觉、感觉这点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非常接近。马克思之所以还“需要”接受主谓颠倒理论，是因为费尔巴哈抛弃了主谓关系的辩证结构而完全转向主词，这不仅使主体与感觉的关系更为紧密，还以感觉为中介使作为主体的诸个体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而此时的马克思仍然执着于主词向谓词的转化，只是这种转化关系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被马克思理解为客观的运动。
立教大学经济学部教授佐佐木隆治对周阳的报告进行了评议。佐佐木隆治肯定了这篇报告对MEGA2所提供的文献材料进行了精细的考证，对相关理论范畴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这篇报告为我们呈现了马克思《博士论文》及相关笔记中主谓关系讨论，揭示了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主谓颠倒”理论的思想动机。同时，佐佐木隆治提出了两点商榷：一是报告似乎预设马克思自始以“走向唯物主义”为目的，是否有目的论解释之嫌？二是仅从哲学思想演进的方面解释马克思之所以接受费尔巴哈理论的原因，未充分考虑社会、经济等其他方面，解读视角是否还能更为宏阔？
论坛第4场，西安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赵莹做了题为《自然の疎外と人間の自由——日本環境思想の展開をめぐって》的日语报告。赵莹系统梳理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三阶段演进历程和理论跃升，强调日本学界对马克思“物质代谢”概念的创造性诠释，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本质，更建构出“循环型社会”和“脱成长共产主义”等具有实践意义的生态社会模型，为超越自然异化、实现生态自由与社会解放探索出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岩佐茂对赵莹的报告进行了评议。岩佐茂肯定了赵莹对日本环境思想三阶段的划分，并分享了他和中国学者李德顺在环境思想中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的相关观点，并最后就报告中“自然异化”概念的具体内涵与赵莹进行商榷。
论坛第5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马语晨做了题为“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Modern State and the Monarch’s Substantive Power: Hegel’s Theory of the Sovereign’s Power in the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的英语报告。马语晨指出，黑格尔的法哲学一度因王权学说而遭受“保守复辟”的指责，而后世以“虚位君主”为之进行辩护的策略，并不能有效化解其中的思想张力。她认为，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所揭示的是在理性宪制的边界内持有“有限实权”的君主，其不仅相容于现代国家，而且是国家维系其现代性的一项制度保障。这一法哲学中看似“非现代”的内容，恰恰蕴含着黑格尔在现代国家问题上超越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深刻洞见。
一桥大学社会学研究科专任讲师柏崎正宪对马语晨的报告进行了评议。柏崎正宪赞同马语晨关于王权须具有实质效力的判断，他认为，正是这样的君主立宪制才使黑格尔的国家理论能够同时实现对古代实体性国家和现代市民国家的超越。但他亦提出，报告需进一步强化黑格尔支持君主之“有限实权”和行使“否决权”的文本论据；此外，黑格尔对于孟德斯鸠关于分权理论的评论也是后续值得进一步挖掘的地方。
论坛第6场，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方晴岚做了题为《形式的対応を超えて——『要綱』と『論理学』の相関的読解の再検討》的日语报告。方晴岚批判了内田弘与阿瑟等学者将《大纲》与《逻辑学》进行“形式对位”的解读路径，认为这种以黑格尔逻辑框架先行套用的方式，遮蔽了马克思商品、货币、资本等范畴的历史性与社会批判内涵。她强调，《大纲》并非对黑格尔逻辑的简单应用，而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过程中实现了对黑格尔思辨体系的超越。这种超越既保留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又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开辟了全新的批判路径，体现了马克思理论的独创性与现实批判力。
一桥大学社会学系名誉教授平子友长对方晴岚的报告进行了评议。他提出三点意见：一是需警惕逻辑学方法对马克思批判性的削弱；二是应注意《大纲》与《资本论》商品论述的结构差异；三是应避免过度主体化的解读而偏离马克思原意。
论坛第7场，立教大学博士研究生森下瑠偉做了题为“‘The Revival of Socialism’in 1880s and the label,‘Ricardian Socialists’”的英语报告。森下瑠偉认为，19世纪20至40年代英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如霍奇斯金（Thomas Hodgskin）、布雷（John Francis Bray）等）运用李嘉图劳动价值论批判社会不平等，但随着工人运动衰落，其影响式微。至1880年代，因经济萧条与阶级矛盾激化，社会主义运动再度兴起，社会民主同盟等组织涌现，马克思主义影响扩大，但也引发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回应。学者如门格尔（Anton Menger）和福克斯韦尔（H. S. Foxwell）指责马克思“剽窃”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并以边际效用价值论反对劳动价值论。在此背景下，福克斯韦尔首次提出“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这一标签，试图重构思想史谱系以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森下瑠偉认为，这一术语的产生揭示了1880年代不仅是社会主义复兴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激烈交锋的关键阶段。
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李闫涛对森下瑠偉的报告进行评议。李闫涛指出，虽然“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的相关讨论集中于1880年前后，其根源却在于马克思与李嘉图的思想关联。自《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大量援引李嘉图观点以反对蒲鲁东开始，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注意力经历了一个逐步衰变的过程，这一现象被作者提及的一些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和经济学家们援引为指责马克思“剽窃”的主要证据。虽然马克思明确表示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但不可否认，两人的思想之间仍然存在大量相关之处，作者在考察十九世纪末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史时，应当首先从理论上明确马克思及其反对者分别如何对待李嘉图经济学的遗产，这将有助于读者从内部理解这一论争的性质与内容。
论坛第8场，一桥大学社会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郭书言做了题为“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bjectification Theory: The Ambiguous Conceptual History of the ‘Semi-Peripheral Countries’ in the World-System Theory”的英语报告。郭书言认为，马克思未完成关于世界市场的系统论述，导致后续帝国主义理论多采取历时性的线性发展与国家本位的分析框架。以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学者以“核心—半外围—外围”的共时性不平等结构分析突破了这一局限，强调了资本主义作为共时性体系的全球性和整体性。但是，世界体系论者忽视了马克思的物象化理论，从而无法把握世界体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内在联系，从而失去了深入分析全球生产关系形质矛盾的能力。郭书言认为，半外围国家处于体系中的结构性紧张节点：既有相对完整的产业和国家权力结构，体现资本对劳动与自然的支配，又深陷依附与自主的冲突之中。这种“依附性物化”状态，使半外围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键。既存的世界体系论虽然创造性地提出了“半外围国家”的概念，但是由于上述理论缺陷，因此至今没能给出一个完整的“半外围生产过程”理论，很难把握中国等工业化半外围强国的经济社会现实。郭书言主张基于物象化理论，重构“半外围生产”概念，以此把握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再生产以及半外围国家在其中的特殊地位和历史作用。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张双利对郭书言的报告进行评议。张双利认为，该研究抓住了当前历史时期的结构性特征和张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张双利认为，该研究在未来必须给出利用物象化概念重构世界体系理论的理论线索。其次，帝国主义理论从创立以来大体经过了三个理论环节。除了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和世界体系论之外，以大卫·哈维为代表的研究对理解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国际分工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第三，《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经典文本呈现出的国际不平等结构往往被过度简化，回归经典文本对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格局有着重大意义。
论坛第9场，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应文昱做了题为“Marx’s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Object’Struc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Materialist Consciousness Theory”的英语报告。应文昱认为，近代唯心主义哲学的“意识-对象”结构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完善表达。其中，意识对于对象的统摄性、意识和对象之间的关联性以及意识的生成性是主要特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意识模型中的对象不具有相对于意识的独立性，且意识和对象之间的关联活动只是意识的自我异化。以此为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意识主体变革为感性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将对象确立为独立的、作为实践对象的现实存在，将意识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深化为意识主体的实践活动，以此解释意识的自我形成和社会关系的产生，实现对于近代唯心主义哲学的“意识-对象”结构的变革，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部分。
立教大学菊地贤讲师对应文昱的报告进行评议。菊地贤认为，首先，论文核心概念“意识-对象”结构需要进一步澄清，即明确这一结构是一般性概念还是论文所独创；其次，应明确论文的对话和批判对象；最后，论文关于马克思对于黑格尔意识模型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的分析，应进一步与学界相关研究相结合。
8月27日，正逢黑格尔诞辰255周年，本届论坛的第二天议程于立教大学举办。立教大学经济学部教授佐佐木隆治在论坛开始前的致辞中感谢中日两国学者访问立教大学，并期待论坛能够实现充分交流与观点争锋。
论坛第1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张双利做了题为“Second Nature and Rational Freedom——Reconsiderations on Marx's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的英语报告。张双利梳理并考察了黑格尔、马克思与哈贝马斯之间的思想脉络。她首先关注黑格尔的伦理生活理论，指出黑格尔提出了积极意义的“第二自然”概念，通过国家—市民社会—家庭的结构完成对主体自由的培养与教化任务；继而关注哈贝马斯的解读，特别注意到了哈贝马斯把马克思塑造为“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夺回道德普遍性”的思想家这一理论尝试。与之相对的是，张双利认为，马克思并非如哈贝马斯所认为的那样、单纯回到了道德普遍主义的前黑格尔立场，而是沿着黑格尔的市民社会问题意识，将对国家存在的形式批判深化为对资本主义权力结构、意识形态与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基于这一马克思—黑格尔式的和解计划，张双利主张在当代既要借助马克思的历史批判揭示全球资本—技术结合的危机，又要继承黑格尔的制度性和解思路，探索通过国家与公民意识结构重塑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为当代批判理论和制度创新提供新的理论框架。
一桥大学社会学部名誉教授平子友长对张双利的报告进行了评议。平子友长首先总结了张双利的体系设计，对该研究视野的前瞻性与内容的丰富性予以充分肯定。平子友长进一步引述新MEGA的研究成果，对哈贝马斯的马克思解读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之后的马克思以更为客观的态度理解作为革命必要条件的经济危机，并从经济关系的角度完善了意识形态批判，这些都使得马克思的思想同他在1848年革命前后的主观主义认识相区别，自然也完全不同于哈贝马斯所说的“道德普遍主义”。也正是随着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逐步深入，他的经济理论在水平和深度上逐步同他的政治理论相分离。对于张双利在报告中着力考察的黑格尔-马克思关系，平子友长认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虽然的确存在理论上的继承和关联，但在“第二自然”的相关问题上，马克思从物象化—物化的经济社会关系批判视角出发，也会将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视为资本关系的产物，并对之开展意识形态批判。与之相对的是，为了解决市民社会的内部矛盾，黑格尔的方案不同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传统，而是在市民社会之外寻求普遍性来源，这种方案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尚有待更多的研究予以说明。
论坛第2场，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大河内泰树做了题为“The State as socio-economical ‘We.’Hegel’s Alternative Concept of Democracy”的英语报告。大河内泰树从当代民粹主义崛起的社会背景出发，重新审视卢梭与黑格尔的民主观。他指出，西方社会左右翼同时民粹化的趋势暴露了当下民主理解的局限性，即以卢梭“普遍意志”为基础的、高度同质化的“我们”容易压制少数意见并滑向多数人的暴政。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带有鲜明的形而上学特征，在卢梭看来，普遍意志不可分割，且个别与普遍的二元对立排斥中介的存在，这种两极之间的直接统一招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中对法国大革命之“绝对自由与恐怖”的批判。与卢梭的方案相对，大河内泰树关注黑格尔伦理体系中“等级议会”与“同业公会”两个环节的独特作用，黑格尔通过两者的中介作用，把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可能冲突纳入制度结构内加以处理、从而实现和解的终极目标。此外，除了制度层面上的中介设置，黑格尔还在体系中为从事社会批判与咨议工作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保留了独特的社会分工。上述种种尝试使“我们”这一概念更为立体，共同实现了从形而上学之“我们”发展为社会经济之“我们”这一公共主体的理论转向，这一理论创见能够为民主制度在全球性危机中提供韧性与新的解释框架。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韩立新对大河内泰树的报告进行了评议。韩立新首先肯定论文的主旨，认为它准确地抓住了现代民主理论的深层困境，把当代民粹主义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卢梭“普遍意志”的模型，并提出黑格尔的有机国家为其替代方案。韩立新联系大河内泰树的著作《国家はなぜ存在するのか: ヘーゲル「法哲学」入門》进一步提出，对黑格尔“同业公会”与“福利行政”概念的再发现为限制国家权力提供了理论基础；而这篇论文进一步从思想根源层面对卢梭模式提出批评，并将黑格尔模式作为现代民主主义的另类方案。在肯定之余，韩立新在评论中提出了两点核心追问：其一，黑格尔“普遍意志”概念是否真实成立，是否只是“特殊意志”的伪装？其二，如果现代国家仍需“普遍意志”，这种普遍意志要如何生成、最终是否会回到“君主权”？借助鲍威尔和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的批判，韩立新指出，黑格尔可能未能真正调和个体与国家，马克思则在一定程度上回到卢梭与费尔巴哈的方案。对马克思和鲍威尔方案的考察提醒读者们需要再次思考黑格尔的“具体的普遍性”方案是否确实优于卢梭“抽象的普遍性”，并在此基础上追问现代国家应当如何在两者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平衡。
论坛第3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代月做了题为“Rethinking the Human Essence in the Sixth Thesis of Theses on Feuerbach”的英语报告。王代月对早期马克思的人学观进行了重新解读。她指出，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倾向于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表述理解为是“社会关系态”式的人本质学说，并视之为马克思受赫斯启发的结果，但这种解读往往忽略了马克思提出该说法的历史语境与批判意识。王代月在报告中首先回顾赫斯、施蒂纳、费尔巴哈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争论，强调《提纲》时期的马克思并非在此确立某种静态的人类本质观，而是借这一命题批判抽象本质、揭示其物质根源。在《提纲》写作的前后，马克思的观点在黑格尔“物象本身”思想的中介和影响下，逐步从哲学式的、抽象的人类本质转向具体的社会关系与历史实践，将“人”理解为在生产、分工、交往中生成并变化的存在。在这一新理解的基础上，马克思建构了他的批判理论，即从揭示抽象理念对现实的统治开始，通过说明现实社会关系如何形成新的支配结构，从而指出通过改变这些关系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综合而言，《提纲》第六条是马克思哲学迈向实践的关键转折，这一认识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思想从人道主义到成熟的唯物主义的发展转变。
驹泽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明石英人对王代月的报告进行了评议。明石英人首先肯定了王代月回归青年黑格尔派的总体语境，以及从对“思想的统治”的批判出发，考察“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思路，并就文中的部分细节提出了疑问与期待。一方面，“思想的统治”作为早期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关键词，其具体意涵与马克思反对它的根本原因或许需要做出更清晰的解释；同时，虽然王代月对青年黑格尔派、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思想之间建立的复杂联系颇具启发性，不过为了增加论证强度，特别是取得诸如国际黑格尔学界对这一解读模式的认同，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黑格尔和赫斯之间联系的文本与思想分析，这将不仅避免对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观点的形式比较，还有利于更好地回应并改造广松涉等人建立的解释框架。
论坛第4场，大阪经济大学经济学部专任讲师隅田聪一郎做了题为“Marx as an Anarchist and Communist”的英语报告。隅田聪一郎考察了马克思思想在不同阶段上与无政府主义传统之间的关联，指出马克思思想内部始终存在“无政府主义时刻”。他首先考察了马克思与蒲鲁东的关系，指出两人共同继承圣西门等人的构想，都以废除国家为目标，两人分歧的焦点则主要在于如何改造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其中，蒲鲁东强调互助与交换正义，马克思则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突破商品生产和资本循环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与无政府主义互动的第二阶段主要体现在他对巴枯宁的批评上，隅田聪一郎认为两者差异在于提倡不同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形式，即究竟是通过政党斗争对抗国家权力，还是以反权威的联邦主义构想未来社会。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把视线延伸至第一国际的分裂，纪尧姆、克鲁泡特金等人在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建构中事实上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政治经济学与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此外，马克思晚年的农民公社与合作社研究也反映出其“社会革命即手段也是目的”的转向。整体上看，马克思既是共产主义者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他的努力在于从思想上为废除国家的新乌托邦之成立提供现实的经济与政治条件。这一重读有助于打破刻板印象，重新理解马克思在民主、自治与社会革命问题上独特的理论贡献。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代月对隅田聪一郎的报告进行了评议。王代月首先肯定了隅田聪一郎通过比较马克思与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三代无政府主义者，揭示出马克思思想从以“政治革命为手段、社会革命为目的”到“社会革命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的转变，并指出这一视角的启发性。王代月从文献资料和概念系统两个维度提出补充与质疑。其一，隅田聪一郎强调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模型”与圣西门之间的联系尚缺乏确凿证据，需要通过进一步考察早期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阅读史而予以补足；其二，隅田聪一郎并未充分利用《什么是所有权？》等马克思早年实际阅读过的文本来论证蒲鲁东对马克思的影响。在评议中，王代月教授区分了“为何废除国家”与“如何废除国家”两大问题，强调马克思始终将国家视为一种虚幻共同体，只有在真正的社会实现后才会消亡，并指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在马克思思想中从未绝对分离。以这一关切为中心，如果想要真正回答“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这一问题，尚有待对“无政府主义”概念的更精确定义和对马克思与同时代人关系的更彻底考察。
论坛第5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王贵贤做了题为“‘Having a Citizenship’ or ‘Civics’？——Understanding Alie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ognition”的英语报告。王贵贤指出，如何理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Einbürgerung”概念，是获得“公民权”还是“市民资格”，将直接关系到能否一以贯之地把握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尽管《手稿》中存在“劳动异化”与“交往异化”两种理论形态，但二者存在根本错位。为破解这一困境，她主张借助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进行阐释：工人在扭曲的关系中获得形式上的社会“承认”和成员资格，但这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再生产所需的虚伪承认，不仅未扬弃异化，反而巩固了工人被奴役的地位。
一桥大学社会学研究科专任讲师柏崎正宪对王贵贤的报告进行评议。柏崎正宪基本同意报告的观点，但就“劳动异化”与“交往异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补充。他认为，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与《巴黎手稿》的写作进程中，始终是从商品交换体系（经济学家视角）与劳动实践体验（劳动者视角）这两个维度共同把握异化现象，而非论证二者的先后次序。
会议第6场，北星学园大学专任讲师秋元由裕做了题为“Was ist die »Wiederherstellung des individuellen Eigentums«?”的德语报告。秋元由裕通过《资本论》法文版中“这并不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私有制”这一关键表述，有力反驳了将“个人所有制”等同于前资本主义小私有制的观点。他指出，这种小私有制既是一种历史中的具体经济形态，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演变为法权观念，并与等价交换原则相结合，成为掩盖剥削关系的意识形态工具。马克思主张“重建个人所有制”，实质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辩证否定后建立的更高形态的社会所有制。其核心是生产资料由联合劳动者共同占有，个体劳动直接作为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无需商品交换中介，每位成员都能直接支配社会化的生产资料。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魏博对秋元由裕的报告进行评议。魏博认为，秋元由裕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解是基于传统解读框架，并进一步追问联合体的具体组织形式。秋元由裕回应指出，应聚焦其本质：联合体是扬弃资本主义物化关系后形成的真正财产权主体，生活资料分配只是其自然结果，核心在于生产者必须自主掌控生产计划，以实现社会解放。
论坛第7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魏博做了题为“Labor in Commerce and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Essence: A Response to Hiromatsu’s Criticism of Alienation”的英语报告。魏博指出，广松涉认为自我异化逻辑预设了先验主体，与唯物史观将人视为社会关系产物的立场相冲突。通过分析《巴黎手稿》，他认为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异化理论：既批判其唯心主义“大循环”结构，又唯物主义地改造“小循环”劳动概念，将主体确立为现实的个人。《第一手稿》中基于“个别劳动者”的异化模型难以推导社会关系；而《穆勒评注》提出的“交往中的劳动”模型从主体间性出发，揭示人的社会本质在交往中生成，一旦私有制和货币成为中介，人际关系就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表明“交往异化”内部已孕育“物象化”的逻辑萌芽。
日本福祉大学教授片山善博对魏博的报告进行了评议。片山善博认为，魏博对广松涉的回应极具启发性，并进一步提出建议：首先，深入辨析“大小循环”的关系及异化论与物象化的内在联系；其次，系统对照劳动的双重逻辑与黑格尔“承认”理论；最后，关注“人类本质”概念及广松理论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
论坛第8场，独协大学外聘讲师冈崎龙做了题为“Theodicy and Historical Progress: Kant’s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in the context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的英语报告。冈崎龙的报告将康德《诸学院的争论》置于神义论历史化的脉络中分析。他指出，自莱辛至黑格尔，神义论逐渐世俗化并与进步历史观融合。康德早期以“自然目的性”等观念为历史苦难辩护，但因缺乏经验基础遭施莱格尔批评。作为回应，康德在该著中提出“历史标志”概念，转而强调公众对历史事件（如法国大革命）的道德反应——而非政治结果——才是历史意义的核心。这一转向标志着康德从目的论历史哲学向以公共道德经验为基础的共同体感受理论的转型，不仅部分回应了施莱格尔，也为黑格尔“历史即神义论”的论述奠定基础。
清华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陈浩对冈崎龙老师的报告进行评议。陈浩提出三点思考：其一，自然目的论是否在后期完全被放弃，抑或与“历史标志”互补；其二，公众道德反应能否真正提供普遍经验基础；其三，将康德与黑格尔连续置于“历史即神义论”脉络中，是否掩盖了二者在自由及历史观上的根本差异。
8月28日，目前正在日本进行访学的三位清华大学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在驹泽大学汇报了个人研究成果。
论坛第1场，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李闫涛做了题为《“施蒂纳冲击”与费尔巴哈哲学的转向》的报告。李闫涛通过系统分析费尔巴哈思想的发展轨迹指出，尽管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出版对青年黑格尔派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费尔巴哈哲学在这一时间点上的思想转向本质上是对自身理论的修正，而非对施蒂纳观点的接纳。他强调，费尔巴哈始终坚持“对象性关系”这一核心立场，施蒂纳的批判仅起到了外部刺激的作用。对这一点的澄清不仅有助于还原青年黑格尔派论争的历史图景，也为深入理解费尔巴哈哲学向后期幸福主义的内在发展逻辑提供了重要参照。
论坛第2场，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李婷婷做了题为《在绝对知识中达到“最高自由”——对“绝对知识”章的一种解读》的报告。李婷婷认为，“从异化到自由”是贯穿《精神现象学》始终但隐而未现的重要线索。而这一“从异化到自由”的内在必然性，黑格尔是在“绝对知识”章才将其揭示出来。通过对这一章的文本分析，李婷婷阐释了概念思维的原则与方法及其对宗教表象思维的克服，论证了精神在绝对知识层面，通过对自身的概念式把握，上升为“绝对精神”，达到最高自由的过程。并且，她认为这种自由通过其在时空中的外化活动得以具体展现。通过上述分析，李婷婷将《精神现象学中隐含的"从异化到自由"的深层逻辑完整呈现出来。
论坛第3场，清华大学哲学系硕士生胡尘虹做了题为《从认识主体到社会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发生学的两个视角》的报告。胡尘虹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家的颠倒认识的产生，不能仅从认识主体的视角将其界定为是出于实践活动的狭隘性，还必须关注到社会关系视角，从个体对社会关系的支配的误认的角度进行分析。他结合这两个视角的文本分布情况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写作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思想变化与深化，从早期侧重批判职脑力劳动者脱离实践的局限性，到后期转向揭示社会关系的物象化，最终实现双重视角的综合运用，构建了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框架。
至此，第八届“中日哲学论坛”圆满结束。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来自中日两国的学者围绕“异化与自由”这一主题，展开了多角度、深层次的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与会者不仅深入剖析了经典文本的理论内涵，也探讨了人工智能、环境思想、全球资本主义等现实议题，展现出哲学思考对理解与回应时代问题的重要价值。本届论坛延续了中日哲学对话的传统，为两国学者和学生提供了展示研究成果、建立学术联系的高水平平台，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哲学学术界的互动与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