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新MEGA I/5《德意志意识形态》卷的出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正迈向全新的高峰。作为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心的传统学术交流和国际会议项目“中日黑格尔与马克思论坛”，在因疫情中断了三年线下交流之后，2023年8月23-25日在日本驹泽大学召开。本次即第六届论坛由日本驹泽大学主办，采取了“意识形态理论的诞生与21世纪”这一论题。来自中方的10位学者或者博士生（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以及来自日方的学者（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一桥大学、早稻田大学、立教大学、驹泽大学、大阪经济大学等），还有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和韩国忠北大学校的学者齐聚在驹泽大学种月馆，从黑格尔与马克思哲学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青年黑格尔派、唯物史观等诸多课题。与过去相比，这次论坛经过了更加充分和精心的准备。在会议召开之前，中日双方的研究团队就分别翻译了新MEGA I/5《德意志意识形态》卷的“编者导论”，并以读书会的形式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了3年多的专题研究；在三年疫情期间。中日双方还在线上举办了三次报告会。本次会议的报告不仅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开拓了理论视野，而且更彰显了哲学领域跨国合作的必要性，以及对于培养后备人才的意义。双方商定，明年将在清华大学举办第七届“中日黑格尔与马克思论坛”，将此活动持续下去。

“意识形态理论的诞生与21世纪”主题中日哲学论坛

第一段议程回顾

开幕式

在开幕式上，中方代表团团长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韩立新教授和本次论坛的主办方代表驹泽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明石英人分别致辞。韩立新教授指出，回顾过去六年，我们见证了这一论坛的不断壮大与发展，感受到了两国学者在思想交流领域取得的长足进步。韩立新教授介绍了中方代表团的成员，向所有日方学者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并祝愿这次论坛能深入交流，共同开启新的思想之旅。明石英人教授指出，“意识形态理论的诞生与21世纪”是两国学者共同面对的重要议题，衷心感谢各位的到来，愿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为中日两国哲学界的合作交流再添新的篇章。

本次会议于8月23日召开，持续到8月25日结束。共分为两段议程，中外学者共计产生16份学术报告。会议的第一段议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助理研究员李晓魁主持。

李晓魁研究员主持

会议第一场，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韩立新做了题为『「人間の二元論」とその解消 ——フォイエルバッハ、シュティルナーからマルクスまで』（《“人的二元论”及其消解——从费尔巴哈、施蒂纳到马克思》）的日语报告。

韩立新教授以青年黑格尔派所引发的“人的二元论”问题为切入点，在费尔巴哈、施蒂纳到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论演变线路上，指出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人”为历史起点之必然性。“思想的统治”是指客观化了的思想对现实世界的统治。在反抗“思想的统治”的过程中，费尔巴哈借用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概念，将其改造成“人先把自己的本质移到自身之外，然后再在自身之中找到它”的命题，揭露了基督教的本质。但是，他却在将神转变成“人”的过程中建立起了“人的二元论”。施蒂纳质疑，这只不过是将神与人的关系换成了“人”与个人的关系而已，并进一步提出了消除“人的二元论”的要求。在回顾上述思想发展史的基础上，韩立新教授提出，解决“人的二元论”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要在理论上给出类（“人”）与个人在个人一侧的统一证明。施蒂纳和费尔巴哈虽然都将统一的起点置于个人身上，但是却无法完成这一证明。而马克思将个人理解为“现实的个人”，赋予了个人自我生成类的能力和动力机制，从而真正完成了这一证明。

韩立新教授报告

一桥大学荣誉教授岛崎隆先生对韩立新教授的报告进行了评议。岛崎隆教授指出，韩立新教授的报告从理论上清晰地说明了由青年黑格尔派的费尔巴哈、施蒂纳到马克思的“现实的诸个人”设想的内在发展路径。在此基础上，向报告人提出了三个问题：即如何看待“施蒂纳冲击”所引发的问题以及施蒂纳本人提出的人的“交往”和“联盟”这两个侧面的关系；如何看待从“现实的诸个人”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路径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现实认识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体系性批判；以及报告为什么没有提及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问题。韩立新教授感谢自己的授业恩师对自己的报告所做的点评，并对岛崎先生的提问作了回答。

岛崎隆教授评议

韩立新教授对岛崎隆教授的评议进行了回应，强调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概念，能够结合类与个体这两种属性于一身。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从理论上证明这两个属性如何以统一的方式结合在现实的人身上，如何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阐释观念如何产生，进而建立起立足于尘世的唯物主义。在讨论环节，一桥大学荣誉教授平子友长就作为历史起点的人的问题与韩立新教授进行了进一步讨论。

会议第二场，驹泽大学教授明石英人做了题为“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and Ideology in German Ideology”（《<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异化论与意识形态问题》）的英语报告。

明石英人教授从对MEGA②I-5卷的考察入手，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异化论与意识形态问题为研究对象，提出从五个要素入手考察考察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分别为存在论意义的规定性、认识论意义上的颠倒性、社会关系或拜物教的对象化、德国的落后性及意识形态与“统治思想”之间的差异。基于这五个要素，明石英人教授一方面对以MEGA②编辑和路易·阿尔都塞等学者持有的传统理解提出了批判，另一方面强调作为异化-物象化结构下必然的分工产物，我们应当从劳动-分工的视角重新理解意识形态的存在本身及其独特意义。也只有这样理解，才能真正从整体上考察《形态》异化论与《资本论》价值学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明石英人教授报告

韩立新教授针对明石英人教授的报告进行了评议。在简要总结了明石英人教授的报告后，韩立新教授针对两个问题与明石英人教授展开了讨论。其一是，明石英人教授在论文中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左派的异化理论提出了批判，这一批判的基础在于，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本身是与现实相分离的观念产物。这种思路在《形态》中可被概括为是“观念的异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左派们、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也在相似的意义上提出了对思想的统治的批判。马克思与黑格尔左派之间的核心区别是什么，在此有必要进一步澄清。其二是，明石英人教授的报告以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为核心，一方面强调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离，另一方面强调精神劳动与现实生活过程之间的直接联系，认为这两个方面构成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但是，在《形态》中，马克思始终未能就最后一种联系给出明确的说法，没有解释现实的生活过程是如何具体催生出对应的意识形态的。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也有必要进行更为详尽的考察。

会议第三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蔺庆春做了题为“Two Kinds of Self-actualization Vision of Human Beings: Hegel and Marx”（《人的自我实现的两种图景：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英语报告。

蔺庆春以马克思在思想史上所实现的人学变革为核心，分析了黑格尔法哲学中人的客观化逻辑、劳动需求理论、自我实现诉求、社会承认理论对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和人的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产生的较大影响，比较了马克思和黑格尔在人的自我实现路径上的差异和联系，指出虽然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把人的自我实现看作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囿于黑格尔理论框架之内，而是把人的自我实现的落脚点由作为权利主体的法权意义上的人转向了“有个性的个人”，并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给出了一条独特的人的自我实现路径。

蔺庆春讲师报告

一桥大学平子友长教授对蔺庆春的报告进行了评议。平子友长教授肯定了论文的核心观点，提出了两个问题并给出了两点建议：一是涉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相关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扩充，尤其是需要丰富对于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大工业等经济要素的综合分析；二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中的个人是否是孤立的个人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斟酌，因为马克思在“笔记本I”中已经有了商品、工资、资本、地租等反映商品世界社会关系体系的重要经济要素，而作为劳动者对象性产物的商品必然涉及这些要素。蔺庆春回应了平子友长教授提出的两个问题，并基本接受了平子友长教授的建议。在涉及“笔记本I”中的个人到底是否是孤立的个人这一问题上，蔺庆春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笔记本I”中马克思处理劳动者及其社会经济关系境况时运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会议第四场，大阪经济大学专任讲师隅田聡一郎在线上做了题为“Marx’Critique of “German” Ideology and Socialism: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al Contextualization through the MEGA project”的英语报告。

隅田聡一郎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能仅仅被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必须联系马克思本人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来看待。马克思于 1843 年在巴黎时期开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欧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为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隅田聡一郎将马克思恩格斯对蒲鲁东的批判，放在19世纪欧洲社会以及当时党派政治活动的历史背景下来理解，并认为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将乌托邦社会主义“科学化”。他指出，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意在通过批判杜林达到经济理论来达到批判其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目的。并且，隅田聡一郎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十分推崇法国和英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他们其实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是与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一脉相承的。但是，无论是蒲鲁东还是杜林都没有正确评价乌托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意味着从19世纪末其他的社会主义者手中拯救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伟大的乌托邦主义”。

隅田聡一郎講師报告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蔺庆春对隅田聡一郎的论文进行了评议。蔺庆春认为，隅田聡一郎从当时政党政治活动的历史背景出发，详细解读了马克思与英法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意义，这一研究视角十分新颖。但蔺庆春同时指出，隅田聡一郎的观点，即“马克思对普鲁东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旨在表明普鲁东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欧文等人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倒退”的推断还需要补充更多支撑材料。另外，蔺庆春认为，虽然隅田聡一郎指出了从1844年到1846年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态度发生改变，但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明确马克思具体是对蒲鲁东思想的什么方面的态度发生改变。围绕上述问题，隅田聡一郎和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第五场，北京师范大学周阳讲师做了题为“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ified Relation’ and ‘Contingency’in The German Ideology——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Contingency’in Marx’s Early Texts”的英语报告。

周阳指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物象的关系”与“偶然性”之间的关系为轴线，马克思区分了“偶然性”概念的不同内涵。不同于《博士论文》，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存在本身出发，即从作为条件的偶然性出发，重新解释了黑格尔的“条件”-“事情”-“活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条件”-“偶然性”概念不再是黑格尔式的单纯的逻辑规定，相反，就“物象的关系—偶然性”的历史的与逻辑的二重关系而言，“条件”-“偶然性”概念本身就具有四种不同的内涵，分别为（1）客观的偶然性、（2）主观的偶然性、（3）社会的偶然性和（4）个人的偶然性。基于这一区分，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清除了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在偶然性问题上的混淆。通过明确马克思的这一新视野，我们也能对梅亚苏、齐泽克和阿尔都塞等当代激进左翼关于偶然性理论的讨论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批判。

周阳讲师报告

明石英人教授就周阳的报告进行了简要评议。明石英人教授认同报告人的主要观点，但考虑到两份文本之间巨大的观点差异，对报告人在讨论偶然性问题时，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直接联系起来的做法提出了疑问。此外，在讨论环节，平子友长教授指出，就报告涉及的实体问题，是否需要将斯宾诺莎哲学同样纳入讨论范畴。针对前一个问题，周阳援引MEGA②编者的观点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有摘抄关于斯多亚派的大量引文，这些引文就是建立在马克思1840年所获知识的基础上的，这使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将《博士论文》中的思考纳入讨论范围。针对第二个问题，周阳认同平子友长教授的观点，他进一步指出，在其《<神圣家族>中的“实体”概念》一文中，他已经谈到，作为对黑格尔式的实体-偶性论的批判，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沿着斯宾诺莎主义的脉络，给出了唯物主义的实体-属性论，而如果考虑到马克思在《柏林笔记》时期对斯宾诺莎的理论关切，《神圣家族》的实体论是对其马克思更早先的实体论的自我批判。

会议第六场，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大河内泰樹做了题为“Hegel’s Geo-Materialism: from reality to matter”的英语报告。

大河内教授首先指出，黑格尔的理念论同时也是实在论，并勾勒了其理论轮廓。他认为，黑格尔在存在论的逻辑中，使“定在”（Dasein）同时展现出实在与否定两个面向。黑格尔进而在本质论的逻辑中，发展出了对形式与质料关系的讨论。最终在概念论的逻辑中，黑格尔抵达了存在与思想的统一的概念。在报告的最后，大河内教授认为还存在一种外在于观念论与实在论的统一之外的新实在论（大河内称之为“geo-realism”），并展示了关于这一新实在论的三个基本的文本证据。由于这种新的实在论指向完全没有形式的物质，它丝毫不能被引入概念的辩证发展，因而甚至比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更为激进。

大河内泰樹教授报告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洪凯源博士后作报告评议。洪凯源指出，大河内教授在文章中认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自然哲学中都可以找到证据表明，黑格尔发展出了一个在其包含了理念论和实在论的绝对理念论之外的、没有任何形式的物质的实在论。这个没有形式的实在论事实上比唯物主义更加彻底，因为它是没有任何形式的物质。

洪凯源指出这一解释有别于传统的、非常独特的黑格尔解释，对于我们加深对黑格尔的理解非常重要，但需要同时考虑以下两点：1.这一独特性同时要求我们对其论据的仔细检验。洪凯源认为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自然哲学中所谓给于物质的绝对独立性最终依然没有脱离系统的框架。换言之，核心的问题在于，黑格尔为物质所留下的这一绝对的独立性，究竟是在体系之内的还是体系之外的？洪凯源倾向于认为依然是在体系之内的。2.并且即使我们假设有这样一种绝对独立的实在论，我们也难以想象黑格尔会满足于仅仅将它与绝对理念论并列，我们依然要回答二者的关系问题。

大河内教授的回应是，他依然认为他的论据是有效的，例如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的确给予了物质绝对的独立性。而针对第二点，他认为这毋宁是黑格尔自己的问题，即他在自身体系发展过程中提出了这一没有形式的实在论，却始终没能去处理它与原来的绝对理念论之间的关系。

会议第七场，早稲田大学人間科学部非常勤講師柏崎正憲做了题为“The Young Marx’s Materialism and the Self-Formative Nature of Humankind”的英语报告。

柏崎正憲指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确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比起“历史唯物主义”，许多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更倾向于使用“实践唯物主义”一词，该词源自马克思自身的措辞，而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使用过“历史唯物主义”一词。在柏崎正憲看来，使用“实践唯物主义”一词更为合适，但前提是需要进一步明确praktisch 或 practical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中所表达的含义。柏崎正憲的论文试图通过追溯马克思早期研究哲学的历程来展示马克思唯物主义概念及思想的形成。他认为，青年马克思通过对古代自然哲学、黑格尔辩证法和法国唯物主义的研究，阐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点。这一过程涉及到对黑格尔主义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批判，通过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和感性唯物主义的决裂和批判，马克思确立了自己关于人类自我形成本质的立场。

柏崎正憲講師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讲师魏博对柏崎正憲的论文进行了评议，他认为，这篇论文着眼于青年马克思如何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论述人的本质的自我形成过程。通过阅读亚里士多德《论灵魂》，写作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逐渐认识到，思维活动是把握人类自我形成本质的途径。不仅物质世界是自我形成的，人类的实践也是自我形成的，自此，马克思克服了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缺陷，柏崎的论证总体上清晰，材料详实。魏博对柏崎正憲提出两个疑问：一、自我形成的人的本质意味着什么？它是人天生就有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能力，还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二、现象世界如何赋予人这种本质？围绕这些问题，柏崎正憲通过图表向与会者进一步进行了解释，现场讨论十分热烈。

至此，8月23日七场报告全部结束。23日会议过程中，双方学者围绕“意识形态理论的诞生与21世纪”的主题，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讨。议题关注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在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异化和意识形态问题，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论对马克思的人的解放路径产生的影响，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观念论与实在论的统一，实践唯物主义的形成等问题。讨论环节的思想碰撞更是产生了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的关注点之间的火花。接下来的议程中，我们不仅将继续探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还将以此为契机，探索这一理论在当代世界的价值。意识形态理论一直以来都是哲学领域的重要课题，而在这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对其重新审视与重新理解，无疑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段议程回顾

经由第一段议程中七场精彩报告后，日本驹泽大学主办，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心的传统学术交流和国际会议项目“中日黑格尔与马克思论坛”第六期“意识形态理论的诞生与21世纪”进入第二段议程。第二段议程由北京师范大学周阳讲师主持。

周阳讲师主持

会议第一场，中国人民大学讲师魏博做了题为“Die Krise der „Gattung“ und die Entstehung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类”的危机与社会关系的生成逻辑》）的德语报告。

魏博指出，社会关系概念的确立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极为重要，是他的“新世界观”超越费尔巴哈类哲学的标志。在理解社会关系的形成机制时，需要重新审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思想内涵，并在“类”的危机的背景下进行探讨。费尔巴哈试图将自我异化和主体间性融入到类本质中，使现实的人摆脱神学束缚。然而，这一做法受到施蒂纳和赫斯等人的批判，而陷入了“类”的危机。为应对这一危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详细阐述“对象性活动-社会关系”的相互关系机制，提出了超越费尔巴哈类哲学的新方案。阿尔都塞和广松涉忽视了《巴黎手稿》的“互补的对象性活动→社会本质的生成”机制与《提纲》的“对象性活动-社会关系”相互作用机制的继承关系，割裂了对象性活动与社会关系的联系。魏博进一步指出，社会关系不是人的先验本质，而是各个现实的个人的交互性对象活动的后天产物。作为后天的本质，社会关系进一步规定了各个现实的个人的交互性对象活动的性质与方式。社会关系的生成逻辑在《提纲》中深化为互补的对象性活动与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机制。它表达了类似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提纲》的“天才”构想孕育了唯物史观的雏形。

魏博讲师报告

大阪经济大学专任讲师隅田聡一郎对魏博的论文进行了评议，他认为魏博的研究以一种新的思想史视角说明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转变的前因后果，对于早期马克思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对此，他在评论中提出自己的疑问，与魏博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首先，“类的危机”概念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它在理论上源于何处？其次，主体间性这个概念带有先验性，不是马克思喜欢使用的概念，马克思喜欢探讨的是行为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主体间性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社会关系。最后，在对象性活动与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机制与历史的结合方面，马克思和赫斯的做法似乎是相似的。魏博对此进行了详细回应。类的危机是他本人自创的概念，用于描述《提纲》中的马克思为何转变此前对费尔巴哈的肯定态度。原因在于1844年下半年，费尔巴哈的类哲学受到施蒂纳的批判而暴露了其根本性的缺陷。确实，马克思没有使用过主体间性这种抽象的词汇，而倾向于刻画行动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魏博同意隅田的看法。不过，社会关系更是行为间关系的固定化，他更加强调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是由相互补充的对象性活动形成的。在对象性活动与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机制与历史的结合方面，尽管马克思和赫斯确实有很多相似点，但其根本差异在于，赫斯没有在历史的开端说明对象性活动与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机制，只是用共同活动的模糊说法一带而过，而马克思则说明了这一点。

会议第二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洪凯源博士后做了题为“Ist die Substanz abstrakt?:Zur Iteration des Abstraktionsvorwurfs von Hegel zu Marx”的英语报告。

洪凯源认为，在黑格尔去世以后，对他的批判的核心之一是他的体系依赖于抽象的实体概念。这一批判最早由费尔巴哈提出，后来被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所采纳和反复强调，并一直影响至今。然而，这样的批判无法经得起对实体模式的仔细审视。这种模式源于斯宾诺莎。黑格尔对斯宾诺莎持有三重态度。尽管他一方面指责斯宾诺莎的抽象性，另一方面又采纳了这种实体的形而上学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形而上学。这种三重态度后来出现在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中，然后出现在青年黑格尔派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中并最终出现在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中。识别这种反复出现的对抽象性的指控的复杂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表明，与黑格尔的背离并不在于他们所有人所声称的实体的抽象性。恰恰相反，正是基于这种实体的模型，他们才能提出这样的指控并发展自己的理论。

洪凯源博士后报告

庆应义塾大学非常勤讲师饭泉佑介对本论文进行评议。饭泉提出了三个问题，所涉及的都是论文中所说的黑格尔对斯宾诺莎哲学的抽象性批判的具体含义。洪凯源在回应中指出，抽象在这里所指的是对所有规定性的抽离，因此这一操作的结果就是得到一个抽象的、直接的自身等同。

同时大河内教授也针对这一抽象性批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黑格尔在这里事实上并不是在批判斯宾诺莎，反而是以他的内在性结构为基础。洪凯源表示他在论文中也是基于这一解读，但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黑格尔在这里一方面以内在性结构为基础，另一方面又对斯宾诺莎进行了一个认识论的批判，即尽管斯宾诺莎要去建构一个内在性结构，但是其知性在黑格尔看来是外在于实体的，因此最终得到的恰恰是相反的结果，即一个抽象的结构。

会议第三场，立教大学経済学部助教菊地賢做了题为“How Marx changes the concept of the utility and the evaluation of Owen”的英语报告。

菊地贤以近期新出版的MEGA②第一部门及第四部门各卷为研究对象，比较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几个早期文本中，马克思对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评价与理论借鉴情况，以此考察青年马克思如何改造功利主义的效用理论，并进一步分析马克思主义和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内在互动。菊地贤注意到，在《形态》中，马克思批评了施蒂纳的利己主义，但却并未延续《神圣家族》的论述，将欧文的思想也归类于功利主义的框架之下。与此相反，在对蒲鲁东的批判中，马克思实际接纳了欧文效用与劳动时间互为反比的观点，并以此对蒲鲁东基于消费的效用理论予以否定。这一考察将更有助于我们探讨早期马克思的思想背景及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基础。

菊地賢助教报告

周阳讲师针对菊地贤的报告进行了评议。周阳讲师首先指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出了后斯宾诺莎主义的不同发展方向，作为这些不同方向中的一种，与社会主义相关联的法国唯物主义思想自身也有多种不同的理论趋势，因此问题在于，马克思在讨论功利主义时，是否也有意识地考虑了这些差异。其次，如报告人已经指出的那样，以施蒂纳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家们概念化了真实的货币关系，重新定义了“效用”，并将人的自然特性与货币关系绑定在一起。考虑到日本学界关于物象化-物化的讨论，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相互中介”关系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有限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仅在个人意识中得到承认，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情况本身。

会议第四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孙佳做了题为 “The Emergence of Consciousness: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Perspective on Consciousness Structure”的英语报告。

孙佳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意识并非独立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实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根据，但他没有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意识论。反映论的解读方式从“意识”反映“客观存在”的结构出发，面临着意识和意识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以“属于人的意识如何产生”这一问题为切入点，以“费尔巴哈”章马克思标注页码[11]-[16]对意识问题的讨论为核心文本，从两条路径解读意识论问题。一方面考察马克思自身的问题意识的继承性，围绕“博士论文”中的“意志(Wille)的哲学”和《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有意识的类存在（Gattungswesen）”考察马克思本人论述意识问题的进展。另一方面为意识的产生补充哲学结构，结合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理性章”的“社会理性”部分建立的意识结构，提出基于意识结构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识论路径。在这一领域，特别是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日本马克思理论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中野彻三对列宁的反映论的认识论性质进行批判，引发了学界对意识论的集中探讨。其中，有两种意识论路径值得关注。以中村行秀为代表的理论路径，强调意识中的情感部分，着眼于意识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强调除了反映物质世界之外，人的意识和情感在实践中持续发挥着动力源泉的作用；以渡边宪正、矢岛忠夫为代表的理论路径，更加重视意识本身的结构，结合黑格尔的哲学理论，强调自我意识结构，指出意识对对象的反映是一种对自身结构的反映。

孙佳报告

驹泽大学教授明石英人对孙佳的报告进行了评议。明石英人教授认为，谈及“人与动物的区分”，《拉摩的侄儿》一书中对于人受到动物性支配的状况以及人的“分裂意识”的产生有着非常经典的刻画。这为我们理解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意识特征提供了理论视角。孙佳认为，对于唯物主义，《拉莫的侄儿》一书中描绘了两位唯物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它的核心在于唯物主义所引发的恐慌，即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道德的基础还存在吗？如果人没有了道德，那人该如何与动物产生区分。它批判在受到动物性支配的社会中，人成为了只有肉体享受的机器。这是一种试图将道德从唯物主义世界中拯救出来的倾向。但相较于“意识如何产生”的问题，《拉摩的侄儿》的关注点更倾向于“价值判断”的问题。它与中村行秀强调反映论的意识论=认识论+情感/价值判断的路径有着相同的关注点。

会议第五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潘宇昂做了题为 “Can an Individual Be both a Nihilist and an Egoist?——A New Explanation to Stirner’s ‘Ego’”的英语报告。

潘宇昂认为，在施蒂纳的理论中，个体既是虚无主义的，又是利己主义的。二者并非自相矛盾，而是源于施蒂纳独特的“自我”理论。现实个体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属性与身份的质询，发现任一属性或身份都不能真正地表现我或限定我，我是不可被概念化的唯一者。唯一者切断了我与非我的本质联系，使我不受任何外在事物的支配，成为一个有待创造的无。唯一者由此成为利己主义者，从我出发决定和创造我与客体的关系。我的创造活动使自在存在的事物转变为为我存在的对象，成为我的所有物。我因而又表现为所有者。在这一过程中，施蒂纳基于对康德的自由概念的极端化演绎，化解了虚无主义与利己主义的表面矛盾，融贯地提出了一种关于个体应该如何生活与行动的激进的伦理学观点，在个体反抗意识形态束缚的行动中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

潘宇昂报告

立教大学経済学部助教菊地賢是本报告的评议人。菊地针对本报告提出了两个问题：1.作者对唯一者的阐述，与Leopold等人所使用的“自治”的区别是什么？2.作者所构建的解释模型，与Paterson关于“本质性的自我”的模型的区别在哪里。在回应中，潘宇昂认为，“自治”概念的问题不在于其内容，而在于其形式，即它是否属于我的还是超越于我的。在Leopold的文章中，“自治”似乎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但如果它的价值是被预设的或设定的，那么它将是自我的另一个固定观念，因而陷入斯蒂纳所批评的独断论。Paterson的“本质性的自我”的主要问题与之类似：我们是如何发现每个人都有一个本质自我的呢？这是一个理论预设吗？潘宇昂认为，在他自己的论文中，尽管他保留了“自治”或“本质的自我”的某些相似内容，但不是通过预设一个前提，而是通过去形而上学的方式，试图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这些规定，以避免陷入独断论。

会议第六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李闫涛做了题为 “The Writing Process of German Ideolog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Ideological Theory”的英语报告。

李闫涛从对MEGA②I-5卷的文献学考察入手，验证了MEGA②编者关于手稿写作顺序的新判断，同时基于这一文献学证据，对MEGA②编者以“施蒂纳批判”为《形态》解释学核心的文本重构意图和以瓦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为目的的思想重构意图提出了批判。李闫涛以意识形态理论在《形态》文本中的展开过程及其内在逻辑为讨论对象，考察了在《形态》底层手稿中费尔巴哈批判、提出唯物史观和建立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这三项重要任务之间不可分割的理论联系，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出发，基于对费尔巴哈感性理论的结构改造初步建立了唯物史观，从历史的诸前提出发，不仅探讨了作为抽象思想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从特定物质关系中经由分工生成的，还注意到由作为特定阶级利益代表的意识形态家完成的主谓颠倒。这构成了《形态》意识形态理论的真正内核，也是MEGA②编者实际上忽视的关键内容。

李闫涛报告

菊地贤讲师对李闫涛的报告做了评议。在评议中，菊地贤讲师提出了三点问题。其一是如何理解MEGA②编者观点与路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在《形态》的写作中，施蒂纳批判与费尔巴哈批判的关系和重要性应当如何确定；其三是施蒂纳所谓“思想的统治”和马克思意识形态论之间的关系该如何理解。在回应中，李闫涛认为，MEGA②编者不仅在内容上整体接纳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基本理解，还在视角上接纳了阿尔都塞“认识论断裂”的基本判断。虽然阿尔都塞的理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极具启发性，但考虑到文本编辑与理论研究之间的差异，不应未加反思地直接接纳这一理论，而要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原初语境出发。《形态》本身复杂的写作过程说明，该书的任务很可能不是单一的，因此施蒂纳批判、费尔巴哈批判等多条主线平行存在本身也可理解，但考虑到《形态》从感性个体出发的劳动分工论和费尔巴哈哲学间的直接关系，在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问题时，应当给予费尔巴哈更多关注，在这一点上，MEGA②编者突出施蒂纳及其影响的观点就显得较为偏颇了。

会议第七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李婷婷做了题为『「実践的主体」から「主体の実践」へ：ヘスのマルクスの主体概念への示唆——広松渉氏の 「圧倒的影響」によせて——』（《从实践的主体到主体的实践：赫斯对马克思主体概念的影响——兼评广松涉的“赫斯压倒说”》）的日语报告。

李婷婷对比了《巴黎手稿》和赫斯的《行动的哲学》《论货币的本质》，认为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和赫斯都还处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中，但是马克思从社会关系对劳动主体的制约性，赫斯从主体本质的建构性，各自将费尔巴哈的主体概念深化为“实践主体”，因此，此时的马克思并非广松涉所谓的、赫斯的追随者，而是同处于费尔巴哈哲学之中的同行者。通过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赫斯的《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实践”概念和“社会”概念的探讨，李婷婷认为马克思在《提纲》中受到古典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赫斯的行动哲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批判性地借鉴了赫斯关于人的本质是由交往活动建构出来的思想，实现了从“实践的主体”向“主体的实践”的范式转变，从而超越了赫斯，也由此否定了广松涉的“《提纲》处于赫斯立场”的论断。赫斯对马克思主体概念的影响进一步延伸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性吸收了赫斯在《最后的哲学家》中关于“现实的人”的规定，进一步深化了自己的主体概念，并开创了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新人学。

李婷婷报告

针对李婷婷的论文，一桥大学社会学部名誉教授岩佐茂提出了三个问题：1、标题中的“实践性主体”和“主体的实践”的区别是什么？2、马克思并没有使用“现实的个人”这类表述，而是使用了“现实的诸个人”，对此你有何看法？3、在《巴黎手稿》笔记本三中，马克思的思想有了一个明显的进步，在其中，赫斯应置于何种位置？在回应中，李婷婷指出，赫斯的“实践性主体”强调人的本质是从实践活动中建构出来的，在青年黑格尔派中，赫斯的这一看法对马克思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但马克思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以主体的“实践”为根基，不仅审视了人的本质，而且还审视了社会和历史的形成。另外，“现实的个人”并不是马克思的用法，而是根据赫斯在《最后的哲学家》中的说法进行的概括，赫斯认为利己主义的孤立个体并非现实的，个人的现实性在于“相互存在”之中。在自由讨论环节，与会代表韩立新、平子友长、岩佐茂等围绕赫斯与《巴黎手稿》的关系各抒己见，进行了热烈讨论。

会议第八场，韩国忠北大学校Sangwon Han教授做了题为“Marx’s‘anthropological’ critique of human rights and its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 Debates on Zur Judenfrage”的英语报告。

Sangwon Han教授专注于分析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现代法治国家中人权概念的批评，并试图构建一种基于激进民主的新政治模式，以传达对新政治共同体的渴望。他强调了马克思的政治批评基于人类学，同时也深入探讨了这一理论基础的局限性。随后，他详细解释了马克思的激进民主理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权最终演化为资产阶级私利的权利，似乎预示着所有人际关系都将被市场关系所替代，政治被驱逐出成为谋求利润的手段。Sangwon Han教授还提及了1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和1793年的宪法，这些文件所弘扬的“神赐权利”导致了政治共同体的崩溃，将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威赋予了个人私权。在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社会，人们对“权利”的理解既包括政治公民权，也在许多情况下被解读为私有财产权、对公共利益的冷漠以及对普遍物质财富的少数人进行掠夺性开发的权利。在这种背景下，“私人（家庭）权力”的崛起，正如阿伦特所称的，是“社会的崛起”或“私人自由的胜利”。因此，创造一个与家庭权力相对立的政治过程必然朝着“人权的世俗化”和“公民身份的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这需要人们成为“公民的主体”，并受到政权制约。这意味着政治需要在一个已经忽视共同利益并沉浸在“零和”竞争中的世界中寻找“共同之处”。现在正是重新思考以新的普遍性角度创造新的人权和公民身份政治的时刻。

Sangwon Han教授报告

会议第九场，俄亥俄州立大学Joel Wainwright教授做了题为“Marx and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present world crisis”的英语报告。

Joel Wainwright教授探讨了当前全球危机的性质，指出我们面临了一场危险的临界点，其中生态危机、巨大的不平等和战争三者交织在一起，要简单地描述和解释这一危机显得异常困难。这三个维度的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世界社会的资本主义形式。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危机的根本形式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但在危机的原因和性质方面，他们之间存在着显著分歧，因此也无法达成最合逻辑的应对策略。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三重危机，Joel Wainwright教授援引了马克思的自然历史观，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视为自然历史的一部分。然而，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晚期马克思主义》中指出的，马克思的陈述背后隐藏着一个模糊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马克思去世时尚未完成，直到1932年由阿多尔诺以同样模糊的形式重新提出。当前的三重危机迫使我们挖掘马克思对“社会经济形态作为自然历史的一部分”的理论，并将其应用于当代世界状况之中。广泛而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自然历史观，才能够关注资本主义的矛盾，才能更好地阐明当前的危机。最后，Joel Wainwright教授强调了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应对并解决这一复杂的全球危机，以确保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未来。

Joel Wainwright教授报告

至此，2023年8月23-25日的会议内容已全部结束。本次中日哲学论坛，共同探讨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理论，围绕“意识形态理论的诞生与21世纪”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也对当前世界面临的经济、生态和政治危机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些讨论激发了我们的思想，启发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通过这种国际性的学术对话和交流，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双方商定，明年将在清华大学举办第七届“中日黑格尔与马克思论坛”，将此活动持续下去。

自从首届中日哲学论坛启程以来，已经走过了六个年头。这六年的历程，不仅见证了论坛的持续成长，更彰显了两国学者在思想交流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即便在疫情带来的挑战面前，两国学者始终维系着交流的纽带，为推动哲学领域的跨国合作付出了不懈的努力。这次论坛的召开，不仅标志着我们在交流层面的持续前进，更凸显了中日两国在哲学领域的紧密合作，必将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迈进。在此，我们期待着未来的合作与交流，期待着更多的思想碰撞与启发。让我们共同努力，继续推动黑格尔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前沿，为理解当今世界、探索未来前进的道路，贡献我们的智慧与力量。

供稿 | 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心

图片 | 蔺庆春

排版 | 刘天语